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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飒
如果一个人对拉丁美洲的音乐、民歌没有一丁点感悟却奢谈对于这块大陆的理解，那种理解不是令人生疑就是味同嚼蜡。音乐像繁衍生命的爱情，是滋润这片土地的雨水甘露。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乐感的民族。安第斯山高空的雄鹰、潘帕斯草原的孤寂、加勒比群岛的混血姑娘、墨西哥谷地的神话，还有无数次流血和牺牲，都是拉丁美洲音乐的源泉。
一、孕育歌声的土地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拉丁美洲之前，这片大陆就是一片乐声飘渺的土地。
从前有人做过调查，仅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就发现了分为 400个不同发声种类的1000种土著乐器，其中最主要的是笛与鼓。流行的笛是用竹芦或黏土制作的竖笛，但是在18世纪的秘鲁编年史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冈波里尔的印地安音乐家爱上了一位印地安姑娘。姑娘死后，他悲恸欲绝，偷偷取出姑娘的胫骨，削成一支竖笛。每当他不能自拔于伤逝之情时，就拿出用遗骨制成的笛子吹奏一支“亚拉维”——那就是安第斯山区典型的忧伤小调乐曲。一排连在一起的竖笛或几行连在一起的竖笛就成了有名的排箫。用排箫奏出的安第斯山印地安民歌《雄鹰飞过》，会使每一个有点音乐细胞的人感受到脚踩白云的眩晕；据说能够完美地演唱这首民歌的唯一一位印地安女歌手是世界上音域最宽的女高音。关于排箫，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安第斯高山上开放着一种“康杜塔花”，这花也叫“血串花”，是大红色的，它只有在听到排箫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声时才会开放。
在拉丁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会把土著人的鼓和笛视作异教的物品而禁止使用。17世纪秘鲁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自豪地向上级汇报，说他在秘鲁农村亲自销毁了 605只大鼓和3418只小鼓以及笛子。1614年，秘鲁首都利马大主教下令销毁教区中的一切印地安乐器。凡发现私藏禁品者，被罚在广场抽300大鞭，然后骑上美洲羊驼游街。然而禁令并没有奏效。就象屈死的印地安人用血液延续了战败民族的灵魂一样，印地安民族的音乐也成了向苦难的大地招魂的正义法术。比如在60年代“解放神学”运动中出现的阿根廷著名音乐套曲《本地弥撒》，这个作品运用了大量的印地安音乐素材。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军人独裁政府却像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下达过同样愚昧的禁令，宣布一切印地安乐器具有颠覆性。
传入拉美的欧洲乐器主要是竖琴和西班牙吉他。尤其是吉他，这种历经400年演变、最后在西班牙定型的浪漫乐器跟随最早的殖民者来到拉美，成为美洲大陆从北到南最主要的民间乐器。
有一则乌拉圭传说表达了人们对吉他的爱情：大草原上有一个孤独的高乔，因为找不到精神上的伴侣，就去请教一位当地的贤者，贤者给了他一块木头，形状像一个美妇人的身体；这个高乔人从她的乳房挤出诗意般的叙事歌，左手抚摸她美丽的脖颈。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大陆上没有马，18世纪出现的高乔人是阿根廷、乌拉圭潘帕斯草原上第一代混血骑马游牧人，他们酷爱自由胜过生命。最好的高乔人一定是歌手，在他们之中产生的“巴亚多尔”（游吟歌手）擅长即兴对歌：两个身穿破烂“篷乔”（斗篷）的歌手各坐在一个牛头骨上，个人怀抱一把吉他，谈天说地的歌声通宵达旦，四周助兴的欢呼此起彼伏。阿根廷杰出诗人莱奥波多·卢贡内斯（1874-1938）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巴亚多尔》的长散文，赞美民歌和民歌手的永恒。现代阿根廷人保留了一种从高乔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美妙习惯，即在朋友圈子里共饮同一杯马黛茶：三、四个人或五、六个人从同一个用瓜壳做成的小茶杯里，通过同一根金属吸管，轮流传递、饮用一种苦涩的、有点“罗布麻”味道的叶泡茶。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一位典雅的欧洲绅士可能会说它野蛮，但这种“野蛮”却是阿根廷式友谊的基础。同样，在一个朋友圈子里，只要有一把轮流传递、弹唱的吉他，再加上一杯醇酒，心韵便在音韵中越传越浓。怀抱这种吉他演唱的歌手也许并不是享誉世界的吉他演奏家，也不会象美
国的嬉皮士歌手亨德里格斯那样去和吉他放纵地进行“性结合”，或者是像英国的《门》摇滚乐队那样在舞台上砸烂昂贵的电声吉他。在拉美大陆扎根的西班牙吉他就像混上了一重印地安血液的穷白人，镀上了一层人民的、民间的色彩。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人们把六齿的犁变成了一把吉他”。另一首阿根廷民间音乐桑巴里有这样一段歌：“我的桑巴被人叫作穷丫头，因为她出生在农民家，用一把对不准弦的吉他伴奏，图库曼的乡亲们世世代代歌唱她。”
从音乐语言本身来看，拉丁美洲音乐主要有三个来源。印地安人的基本音乐模式是五声音阶，但它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变化音，节奏一般是短句长休止的单一节奏。西班牙人的影响表现为扩展音阶、扩充和弦，他们还带来了6/8和3/4的双重节拍。黑人则增加了变化音的修饰和切分的2/4拍子。这三个民族都是富有艺术气质、擅长音乐的民族。有人把拉美音乐的这个发展过程称为本土音乐的混血化、再混血化过程。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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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7-18 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