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派人物（续）：西藏流亡僧人 创巴仁波切

　现在，我抄下在逃亡途中于波沃谷所作的一首诗，来作为我长达九个月逃亡生涯的结束：
　　波沃谷的流浪者之歌
　　敬礼超越诸神、无比伟大的帕玛赤美（Padma Trime）（注１）
　　难忘啊！你的深慈
　　那慈悲的歌唱
　　和不能抗拒的挚爱
　　在大石、在白雪、在湖水间荡漾
　　也在我心里涌现

　　我见到顶着白雪的高山，直入天际
　　雪烟是它的项链
　　似如一座宝塔
　　但当黄昏的红晕布满它时
　　见到那赤裸的身体
　　我多么悲伤
　　
　　这湛蓝的湖水
　　是地球的伟大装饰
　　是我心意的量度
　　当水獭和鱼群为生命而争搏
　　湖水染上多少鲜血　
　　
　　我们都不免一死
　　但我们曾经在化妆舞会中
　　度过愉快的时刻
　　现在我正清楚见到
　　万物都在消失　
　　波沃谷是个藏尸地
　　我——邱扬，要一面跳舞，一面跃向东方
　　
　　红头秃鹰停在坟场的树上
　　鱷鱼睡在坟场的水中
　　它们真是凶猛　
　　吞吃了人类的死尸
　　不知道自己
　　终将被啮
　
　　在这个黑暗的世纪
　　外甥杀死舅父
　　邻居变成野蛮的敌人
　　四处都是毒雾
　　漫延到每一个角落

　　我一次又一次的呼唤　
　　师父啊
　　您的面孔在我脑海浮现　
　　那么仁慈
　　那么真实
　　不生也不灭
　
　　您每一时刻
　　都作出崇高的教导
　　而我——您唯一的儿子
　　正走向自由


注：
　　１：帕玛赤美是我的老师蒋贡康楚仁波切的原名。
　


在西方种下佛法——后记

我离开西藏已经十七年了，这本《生于西藏（Born in Tibet）》，是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兰特奥湖撰写的［编按：《生于西藏》是本书原名］。
　　一九七六年，我在这里主讲佛学讲座，有一百三十位高级班学生参加听课。我教他们静坐技巧和较高深的佛学。
　　回想过去，心中充满对多位老师的教导和西藏国土的敬意。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东西觉得依依不舍，挂念在心。我现在有一种成熟的感觉。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住在印度，在这一个时期中，我对印度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过了一段愉快奇妙的生活。比起西藏中世纪式的生活，印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摩登的世界。在印度第一次遇见西方人，知道如果希望在西方弘扬佛法，一定要学会西方人的文字和语言。
　　那时，我在印度一间“年轻喇嘛家庭学院”当佛教精神顾问，这一分工作是达赖喇嘛委任我的。很多从西藏逃来印度的人，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创伤，如果不是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在印度仍然活跃，情况便会更差。
　　当我在印度的时候，得到机会，会见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统拉达克利斯南（Radhakrishnan）。他们两人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他们都是哲学家和民众领袖二者合一的人，但不是宗教和政治家。
　　我也认识很多杰出的西方人，如芬达佩蒂（Freda Bedi），她现在改名叫噶玛肯邱帕摩（Karma Kechog Palmo），在印度的中央社会福利会工作，专门照顾西藏难民，她好像我的母亲一样，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在噶林邦（Kalimpong），我认识了约翰德拉弗（John Driver），这位西方人是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虔诚追随者，为人非常明智，对事物有很深入的理解。他教导我英文，鼓励我日后到欧洲教学。同时我明白，如果想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还要作更大的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
　　一九六三年，约翰德拉弗、芬达佩蒂和英国的西藏社团，使我获得一笔奖学金，辅助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亚刚和我一起前去。我们从印度孟买乘船到英国提尔保尼（Tilbury），船上全是西方人，我们觉得很新奇，心情非常兴奋。
　　英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非常清洁和有规律，但总括来说，我觉得英国很奇特，和我以前曾到过的地方完全不同。当我来到牛津大学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我在西藏和印度的时候，以为西方是一个冷漠的摩登世界，但它却有着一种可敬的文化背景；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住在学生宿舍里，开始非常欣赏英国的文化。
　　除了空气有些污染以外，我在英国的生活很好，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选了很多不同的科目，其中包括比较宗教学和哲学。当我读到柏拉图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时，觉得非常奇妙，极感兴趣，只是有时我的听讲能力跟不上其他学生。艺术科尤其使我感到鼓舞，现在的西方艺术准许艺术家随便创作，把脑子里任何古怪的东西都自由地发挥出来，这和亚洲传统式的艺术完全不相同。偶尔，我去伦敦探访，见识那里的博物馆。
　　不过，在英国的时候，仍有些不满足。我的目的是要在西方教导佛学，普及佛教。但当我去探访毕令拿舒（Prinknash）和史丹布录（Stanbrook）的修道院以后，又感到非常鼓舞，因为这两间修道院可以看出，宗教的冥思在西方一样可以实行。
　　在我的好友依斯美罗拔士（Esme Cramer Roberts）的鼓励和帮助下，《生于西藏》的初版在一九六六年发行。但我仍然未找到适当的环境和机会来正式的、完全的介绍佛教学说。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情形开始有了改变。一位庄士顿屋（Johnstone House）的苏格兰佛教静坐中心创办人和英国僧院的教师爱兰达菩提（Ananda Bodhi），提议把庄士顿屋交给我和亚刚管理。
　　庄士顿屋的受托人邀请我和亚刚祖古共同主持一个闭关课程。我们来到了苏格兰登富利夏（Dumfriesshire），这里的新鲜空气和美丽的起伏山峦，使我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愉快的期望。
　　我们以后又多次去探访庄士顿屋，最后终于搬进里面居住，管理它的一切事务。我们把庄士顿屋改称桑耶林（Samye-Ling）静坐中心，这使我们向前跃进了一步。但静坐中心的活动不多，而且来参加活动的人似乎不能明白佛学和静坐的道理。
　　一九六八年，印度东北不丹国的王室邀请我去探访。我曾经给不丹的年轻皇子吉美汪丘（Jigme Wangchuk）教导过佛学，现在，他已经成为不丹的新王。
　　在未到不丹之前，我在加尔各答中央酒店暂住，很幸运地认识天主教神父汤马士，麦尔登（Thomas Merton）。他这时在加尔各答参加一个世界宗教联合会，对会议中人的宗教修养感到非常不满。
　　麦尔登神父是一个很开通和很有深度的人，我们一连几天都在一起，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写一本书，把天主教和西藏佛教的神圣学说融洽在一起。但不久之后，麦尔登神父突然去世，这是我个人和整个真诚的宗教世界的重大损失。
　　在不丹的那段时期中，受到王后热诚地招待。这时，不丹王室已经请顶果钦哲仁波切做宗教顾问，我见到顶果钦哲仁波切时，心中充满喜悦。
　　我在不丹的达桑区（Tagtsang）闭关十天，这十天，对我将来的活动有着很大的意义。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莲华生上师就在达桑以坚强的毅力征服邪恶，然后进入西藏。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西藏中部，没有机会去莲华生上师和其他噶举学派的创始人在西藏中部的圣地，所以这一次来到达桑，使我非常感动。达桑很空旷美丽，我在那里，仍然可以感受到莲华生上师的伟大力量。
　　我在闭关中反省我的生命，思惟怎样才能在西方弘扬佛法？我请求莲华生上师和所有噶举学派的创始人给我启示，但最初一连几天，什么启示都没有得到。
　　此后，我突然强烈地感到应该培养更多的精神力量，要变得更为开朗，和更虔诚地追随噶玛巴喜（Karma Pakshi）——第二世噶玛巴——和莲华生上师的精神力量。
　　同时我也明白了，原来噶玛巴喜和莲华生上师二者就是一体。本来，这两们成就者的佛教学说在西藏是被分成两派的，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两派学说正是互相辅助、毫无抵触、非常融洽。
　　我在两天内写出了二十四页佛学文章，这文章的目的是要把西藏佛教的两个传统合一，同时，也用来对付西方修行者的我慢。我从突然的觉悟中明白，如果要发展纯真的宗教精神，首先一定要斩断修行者的我慢和其他不良的修行陷阱。我开始知道，将来一定要在生命上勇往直前，打开很多闭塞的道路。
　　离开不丹的时候又路经印度，很高兴遇上达赖喇嘛和嘉华噶玛巴大宝法王。同时，又认识了詹姆斯乔治（James George）和他的家人。乔治先生是加拿大派来印度的高级外交官，为人很精明能干，是一个理想的政务领导人，他对佛教非常敬仰，对佛学充满信心。
　　回到桑耶林静坐中心后，仔细反省我在达桑闭关的经历。
　　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我可以正式成为英国公民。这令我很快乐，坚定了我对英国文化的欣赏，同时使我可以再进一步和西方充满价值的传统文化合作。
　　能够成为中国公民，在苏格兰正式居留，我感到非常光荣——而且我还是第一个成为英国公民的西藏人。
　　但是，我仍然觉得有些犹豫，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可以把佛教流传到西方社会？怎样克服修行者的我慢，及怎样培养出更高的智慧和慈悲？
　　一连几个月，我的心情很矛盾，感到命运在把我向前推，同时却又把我拉回。它曾经给我一连串微妙的警告，但我却未能清晰的接受这些警告。终于有一天，当我正在洛登巴兰（Northumberland）驾车的时候，突然昏了过去，汽车冲离道路，撞进一间专卖恶作剧用品的商店里，我被送进纽卡素中央医院（Newcastle General　Hospital）。

我在医院醒来，身体虽然十分痛苦，但头脑却很清晰，好像有一个启示就要出现。启示终于显现，我得到这个启示以后，立刻有一种轻松安乐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很幽默的感觉。
　　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从睡眠中突然醒来，发觉自己左边的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一个人真诚的、完全的投入佛教的指导时，千万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我明白我再不能囿于任何形式，也不应该躲在一件僧袍里面制造出一种认人们觉得莫测高深的感觉，这样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障碍。我因此决定暂时舍戒还俗。从此以后，更觉得自己能真正贡献我的生命来替佛教做事。
　　这个时候，我决定和一位裴必斯（Pybus）的小姐结婚，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我的工作常作很大的鼓励。她要勇敢地脱离她的文化背景，成为一位正式的佛教徒；而我，一样也要作一番挣扎，超越出我的传统文化界限。我们彼此都坚定地认为应该结婚，一起替佛教效劳。
　　她的名字叫戴安娜珠迪（Diana Judith），个性开朗纯真。我们在爱丁堡（Edinburgh）的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这个婚姻令她的母亲和几个家人非常震惊。她的父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据说是一位很开通而且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人；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给戴安娜一些佛教的智慧教导。
　　结了婚以后，戴安娜冠用了我的原姓麦保（Mukpo）——麦保是西藏六个主要部族姓氏中的一个，我的姓氏就是传自西藏著名的麦保勋爵（最近，戴安娜的母亲迁居到美国，我们以前只见过短短的一次面，这一次，我才有机会真正的了解她，发觉她富有强大的理解力，而且精力充沛，对人和蔼。我们现在的关系很亲密，她的气概使我的生命加添了很多意义）。
　　我和戴安娜结婚，桑耶林静坐中心部分的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不了解这个婚姻的意义。除了这些学生以外，亚刚对我的婚姻也非常不满。他在传授佛教的意见方面，一向就与我不同，他认为教导西方人学佛，应该采用能够赢得信心的方法，如今他更说我娶了一个英国妻子以后，会使我不再能和西方人清楚分开界限，还说西方人与我们的思想不同，所以不可信任我们。
　　我和亚刚的磨擦越来越深，他主张我们要有高深莫测的气氛，赢得西方人的认同；如果遇到不能摄受的人，那么就要把他排除。他又害怕西方人对我们不怀好意，迟早会切断我们的喉咙，说他们绝对不可能和西藏人合作。
　　亚刚对我越来越妒嫉，越来越憎恨，竟然决定攫取“创巴”的传承印信和我其他私人拥有物。他又对我说，我不再被准许使用桑耶林静坐中心的一切东西。
　　亚刚和一群同事指责我是一个叛教者，其实他自己根本不信任与他同谋的人。有一个叫做克里斯多福·伍德曼（Christopher Woodman）的人，尤其喜欢针对我；他对我和戴安娜非常憎恨，竟然想说服伦敦佛教社和其他的英国佛教组织，要他们相信，我对佛教的效劳完全是一个精神犯罪者的行为。
　　这里的情势变得非常恶劣，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噶玛巴喜的启示，而且更用《易经》占卜，指出应该“度过大海”。
　　这时候，亚刚和伍德曼先生排我的行为，发展到接近邪恶的地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卷入这场纠纷，一心要坚决努力传布佛教，既然目前在英国的环境不利，所以我决定转去美国。
　　我虽然有一些认识的人住在美国，但这地方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的陌生。
　　一九六八年，《生于西藏》在美国再版。
　　一九六九年，我在英国把我在桑耶林静坐中心所讲的内容写成《实习静坐》一书，由一间英国的出版社出版。一位专门为书籍宣传的年轻美国人，在到英国旅行的时候，见到了《实习静坐》，很快就把它带回美国，印制了美国的版本，这版本在一九六九年秋季——我来到美国的前几个月，经由香巴拉出版社发行。它也是香巴拉出版社发行的第一本书籍。
　　这本书出版后，读者的反应非常好，所以一版又一版的一再发行，也由于这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我去教学。而另外又有几个桑耶林静坐中心的学生，在我将离开苏格兰之前，就先到美国替我作准备，他们在弗蒙特买了四百三十四亩农地，命名为“虎尾”。
　　我接到科罗拉多的邀请，加上苏格兰的处境恶劣，所以我和戴安娜离开苏格兰，启程前往美国“虎尾”。
　　戴安娜的年轻活力，弥补了我身体的缺陷，当我们从格拉斯歌（Glasgow）一起坐飞机到加拿大多伦多的时候，在机上谈及怎样以佛教征服美国，旅程充满幽默感。我们是因为还没有领取进入美国的护照，所以才先到加拿大的；我们在一座小公寓里，居住了六个星期。
　　我的学生从美国“虎尾”来到加拿大探访我们，我又接受了蒙特利尔（Montreal）的几个邀请，到那些地方教授佛学。直到一九七０年五月，我们才领到进入美国的护照。
　　我们来到“虎尾”，发觉这里的气氛很散漫，充满嬉皮士的味道。这里的学生也似乎不能够明白佛学，不过与英国人的不能够理解佛学不同：美国人是因为习惯了自由思想，才影响他们对佛学的理解，这里的学生都想立刻就学“金刚乘”的练习，其实他们连基本的佛学都还未认识。
　　“虎尾”人士和波曹斯（Bercholz）先生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亚州探访，又遇见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自由风格”，他们都是杂乱的学习佛教。
　　波曹斯先生和他的同事请我去柏克莱的香巴拉出版社探访，他们待我非常诚恳。与此同时，我开始发觉，美国人虽然对佛教仍然迷惑不解，但他们潜在具有真正对佛教的理解能力，因此佛法是可以在美国生根的。
　　我见到其他佛教老师的学生，同样令我失望。这些学生似乎完全没有明白佛教的道理，只顾着欣赏他们的佛教老师，而这些佛教老师却又大都是虚伪不正统的，并没有能找到什么方法解开学生的迷惑。
　　但是，就在这群不成熟的佛教老师和学生之中，我发现了一位特出的、真诚的、不寻常的老师，还有他的学生。这位佛教老师是日本人，名叫铃木大拙（Suzuki Roshi），他和他的学生的气质，使我觉得重新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我非常希望能够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
　　我回到“虎尾”中心，在美国主讲了第一个佛学讲座，详细地解释冈波巴的《解脱宝鬘论》，讲座总共有十七课。接着，又主讲密勒日巴的生命史和教导。
　　这个时候，戴安娜回去英国，想带我八岁大的西藏儿子翁哲朗卓（Osel Rangtrol）来美国。翁哲朗卓留在英国，由克里斯多福·伍德曼照顾，但伍德曼先生竟然拒绝让他跟戴安娜离去，使我们都很感意外，这件事后来在法庭解决，翁哲朗卓要送去柏斯多卢（Pestalozzi）的儿童中心暂住。我在一九七０年的秋季到那里去探访他十天，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们才能够把他带来美国，住在一起。
　　我从英国直接乘飞机到科罗拉多省的丹佛（Denver），科罗拉多大学的工作人员在机场接我。他们热诚地招待我，把我安置在黄金山（Gold Hill）的一间小屋住下。黄金山是一个小小的矿山，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德市（Boulder）的山上。几个星期以后，搬到一间大屋居住，大屋位于博德市附近的“四里峡谷”上面，戴安娜来大屋和我住在一起。
　　我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博德市，这里不大不小，空气非常清新，还有很多山岳。我在这里开始教学，有一群学生组织成佛教团体，他们在爱尔班街（Alpine Street）租了一间屋子，我称这间屋子为阿尼亚布凡（AnityaBhavan）——“不永久之屋”。学生们的态度和感应慢慢进步，我见到他们的确有很大潜力，可以从业余的宗教嗜好者转化为真正的宗教修行者。
　　学生们对静坐练习和佛学的兴趣越来越深，人数也与日俱增。斯维美撒芝丹拿达（Swami Satchidananda）瑜伽学院的一组学生，邀请我们去讲佛学，后来正式加入了我们，我们也接管了他们在博德市珍珠街的瑜伽学院。
　　瑜伽学院中有一位从加州来的年轻美国人，名叫诺拉杨那（Narayana），他有义大利的血统，长得清秀，待人又和蔼，时常都带着欢笑。他来见我，邀请我参加一个“世界醒觉大会”。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便感到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因缘。
　　一九七一年三月，戴安娜生了一个男孩。我目睹我的儿子出生，使我觉得非常高兴，感觉到小男孩的神圣。达赖喇嘛为他取名，叫作天津拉汪（Tendzin Lhawang），我在这个名后加上达祖（Tagtrug）的称谓，意思就是“虎子”。后来，噶玛巴认出小孩是他的一位老师——苏曼天津（Surmang Tendzin）仁波切的转生。
　　我的学生们现在变得非常开朗，充满活力。我们正式在博德市建立一间静坐中心，名叫噶玛宗（Karma Dzong）——“行动的堡垒”。又经过小心的找寻后，在科罗拉多西面的歌伦士堡（Collins）买了三百六十亩地，成为落矶山脉佛法中心。第一批迁到这里居住的人，是一群很年轻纯真的嬉皮士，他们叫自己的一组人“侏儒”。
　　这一段时期，我到很多地方旅行，在第二次去加州探访的时候，有机会多和铃木大拙接触，和他在一起是一个不寻常的、充满意义的经历。
　　铃木大拙是一位日本传统的禅宗大师，一九五八年来到美国，在三藩市创立了禅宗中心，又在达丝也拉泉（Tassajara Springs）创立了禅宗中心。
　　他是一位真诚的佛教学者，为人非常开始又博学，充满着禅师的机智。我得到他崇高的精神支持，知道一定可以在美国建立真正的佛教。他的学生都受过很高深的训练，非常热心地练习静坐，总括来讲，铃木大拙的学生们对佛教理解都非常正确，铃木太太也是一个令人敬服的女士，她对我和戴安娜非常热诚。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铃木大拙去世，使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但他的去世，也激发起我更多的力量，他想把佛法播种在美国的心愿，不会就此消逝。只是，我想要把西藏和日本的文化互相交流的愿望，却因此一时难以实现。
　　自从我来到西方以后，对艺术和美学、心理学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铃木大拙的精神力量和对禅宗艺术的精通，使我觉得我在这个范围里，会有更多的探讨和实习。
　　这个时期，我教导学生们静坐技巧，学生们每天都静坐，有时也有严密的个人静坐练习和团体式闭关静坐。我在教导学生们的佛学时，常常强调修行者的我慢昏沉和唯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在美国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对佛教一天比一天信任、一天比一天热心。最后，因为学生的人数太多，所以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了多处静坐中心。这些散布在美加各地的静坐中心，都被称为“法界”，意思是“法的空间”。
　得到铃木大拙和我的学生的精神支持，我决定在博德市建立“金刚界”，它是一个管理美国所有静坐中心的组织。诺拉杨那成了这个组织的理事。
　　除了希望传授传统的佛教学说和练习静坐以外，我还有一个主要的愿望，就是培养了一个佛教社会，一个超越国家、种族、文化界限的佛教社会。实现这个愿望的初步工作，是牟陀罗（Mudra）剧团的成立。
　　这个剧团发源于我们在博德市主持的一个戏剧大会。这个戏剧大会在一九七三年举行，有来自美国的多个著名戏剧团体参加，如公开剧团（Open Theater）、布特何夫曼（Byrd-Hoffmann）剧团和临时（Provisional）剧团等等。
　　那时，在大会中大家曾互相切磋，我的不妥协个性曾在大会中引起正面和反面的两种反应，总之，大会各人都得到很多的鼓舞和活力。
　　大会完毕以后，我成立牟陀罗剧团，教导大家在表演之前一定要先训练我们的身体、语言和心意。我教他们各种运动和练习，这些运动和练习都基于西藏宗教舞蹈和亚洲武术，训练集中在空间和个体的相互关系方面，更教导他们空间和个体的融洽或分离的哲学意义。
　　牟陀罗剧团的团员在有规律的实习了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公开表演。开始的表演项目，是我自己创作的两个短剧。
　　由于牟尼罗剧团的成立，又带引起另外一个新计划。这个新计划早在当初我和铃木大拙谈论的时候便已经酝酿，那时我们觉得须要建立一个有医疗性的静坐机构，为有兴趣学习静坐的精神困扰的病人服务。所以在牟陀罗剧团成立以后，我接着就为实现这个理想组成了美特理（Maitri）机构。
　　美特理机构是用“五佛部”的“金刚乘”修行练习，帮助患各种不同精神病的人，它的方法不是对精神病患者分析开解，而是鼓励和帮助他们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房间里，用不同的静坐姿势实习“金刚乘”静坐和其他练习，来直接接触他们内在的精神力量，不久以后，这个美特理机构便在纽约市外九十亩大的一片农地上建立中心。
　　一九七三年五月，我的第三个儿子芝沙亚瑟（Gesar Arthur）来到世上。我和戴安娜将西藏和英国两个勋爵——芝沙和亚瑟的名字合起来，替这个儿子取名。后来，钦哲仁波切和噶玛巴认出芝沙亚瑟是我的老师——西清寺蒋南康楚的转生。
　　我的学生们都已逐渐完全投入静坐练习和佛学研究。我觉得可以训练他们实习比较高深的修行方法——蒋贡康楚仁波切和噶举学派的传统修行方法。
　　为了要实行这种训练，特别找了一个有适当环境的地方，详细地教导我的学生，这些学生是我挑选出来的，个个都很成熟。我为他们准备一年一度的“金刚界”课程，这个课程总共要持续三个月，学生们要在这三个月中严密的练习静坐、研究佛学。
　　第一个金刚界课程在一九七三年秋季，于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山洞（Jackson Hole）开学，有八十个学生参加上课。　　　　
　　课程包括全天静坐练习和佛学研究课程，相互交替实行，学生一步一步的依着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的教导学习。
　　我一面指导学生严密地练习静坐，一面鼓励他们互相培养仁爱和慈悲，他们自然也须要对世界有慈悲感，和其他人分享他们学到的东西。
　　人们是为帮助他人而工作，这是佛教徒的中心志向，大乘佛教尤其如此。我选了一些已经受过长时间训练的学生，要他们帮助指导其他的学生练习静坐。这些成熟的、负上教师责任的学生，并不是去向同学分析和谈理论，而要把自己学到和明白的东西传授给同学。
　　为了要和外界有更流畅的交通，我们建立了拿鲁巴学院。这个学院的主要目的，是给老师和学生们有一个适当的环境，来弘扬和实行“菩萨道”。学院鼓励大家勤勉学习，赏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密切地练习静坐，发展个人潜力。
　　拿鲁巴学院的第一个佛教课程，在一九七四年夏季开始，学生人数超过二千位。学院里有很多杰出的佛教老师，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佛教老师是兰达士（Ram Dass）。我和兰达士互相教导学生，使课程充满生气和幽默感（一九七五年的夏季，拿鲁巴学院又很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课程。随后，学院又增加一种授与文凭一年课程）。
　　在这个时期，我和学生的关系发展得非常自然和美好，能够毫无障碍地互相沟通。我觉得学生们须要见识更多的西藏佛教老师。
　　噶玛巴在一九七四年秋季来美国作第一次探访。他到达纽约市，探访了在纽约和博德市之间所有主要的静坐中心。当他去到“虎尾”中心的时候，我请他替中心改一个名称，他选择了噶美邱林（Karme Choling）——“噶玛噶举佛法之地”。
　　学生们的理解力虽然还没能完全发挥，但噶玛巴对学生们和我的成就已感到非常满意。噶玛巴主持“金刚宝冠”法会和数次灌顶，很多人很幸运地能够参加。
　　噶玛巴在美国各地探访，证实佛法在美国土地的确生了根，他觉得我成功地担上金刚教授的责任，所以正式任我为金刚阿阇黎——西藏佛教教师的最高荣誉者。
　　“金刚界”的第一个课程完毕以后，我接着给一小组高级学生传授“金刚”的初步练习。我们这个佛教团体，既得到噶玛巴的探访，又得到“金刚乘”的基本训练，所以人人愈加成熟。和噶玛巴同来的几个保镳，决定留下来帮助大家，使我们的工作不被外界骚扰。
　　现在，“金刚界”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名的佛教学院，发展得非常自然，毫不勉强。
　　这个组织太过庞大，需要有一批学生固定在里面工作，开始的时候，学院的行政委员都是业余性的，当他们经过学习静坐和佛学以后，管理院务的能力就与日俱增，个个都非常精明能干，而且富有幽默感，诺拉杨那的进步尤其特出。我的私人秘书大卫.罗马（David Rome）在四年中给我的帮助很大，令我非常鼓舞。
　　我的妻子戴安娜是一直都给我支持鼓励的人，她自己替佛教也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又要照顾几个孩子，她还重新学习童年就喜欢的骑马，由于努力练习，她的骑术已很高深。我们两人对骑马都富有兴趣。
　　我对于正在实行的每一样计划都全力以赴，直到已有成就才放手，再计划将来，现在，我觉得我们已经越过了主要的障碍，实现不少理想。毫无疑问地，我的将来还有更多的工作和冒险等着我去经历，不过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可以承担更大更多的工作。
　　我今天能有一些成就，主要是因为蒋贡康楚仁波切的指导和加持，我时时都感到他就在我的身边——些刻也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
　　我很幸运能够从小就得到多位老师的教育，得到西藏智慧的培养，我深深感到欣慰。西藏教导我很多东西，从怎样札住营帐，到怎样得到觉悟。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同时又觉得很老。
　　为了要把我所学得的这些宝贵的佛学继续留传下去，在我去世以后，这些教导不会因而中断，所以要找一个我可以观察和训练多年的人，作为佛学的继承人。
　　我一直都有意使诺拉杨那成为我的佛学继承人。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季，我正式任他为多杰嘉察（Dorje Gyaltsap）——金刚摄政。几年前，我就曾给他一个佛教名字，叫做翁塞天津（Osel Tendzin）——光芒的佛教传人。
　　他将承担我给他的重负，虽然觉得责任确实沉重，但他非常鼓舞。我替他举行正式的灌顶仪式，有六百多人参加。人人的反应都不同，但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很感动，因为西藏佛法的传人竟是一个美国人。
　　翁塞天津为人谦逊，但也有一些傲慢；非常机智，但缺乏耐性，不过他把新荣誉随时都视察是一种新的学习、新的锻炼。我教导他时不太费力，因为他学习得很敏捷，而且能够把学来的东西实际表现在工作和生活上。
　　我对他的训练是：先作密切而严格的观察，让他知道我对管理院务行政者的态度，是要他们一天比一天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过自己仍然要保持主要的控制权——我就是这样的教导翁塞天津。
　　在佛教社团中，一部分成员把他们的精力完全地贡献给佛教，另一部分的毕业生正式成为静坐老师，教导新生。还有一部分行政委员，因为野心太大，又缺乏理解力，所以离开了学院，但他们都仍旧是虔诚的佛教徒。
　　总括来说，大家的进展都不错，能一面发挥个人的潜力，一面帮助他人；无论谁都把佛教学院当作他们自己的家庭，努力地向前进发。他们开始有了信心，甚至有些威仪，但偶然还有些问题，有点过分自满。
　　我继续公开演说、教导佛学，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学生人数也更形增加。我们的每一间静坐中心都要经过扩建，才可以容纳愈来愈多的学生。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们在噶美邱林增设佛殿、课室、练习“金刚乘”的会堂、斋堂、图书馆、行政事务室、客房等等。又在博德市买了一层旧楼，用来管理各中心的行政。团员们把旧楼重新修建，我们叫它做多杰宗。多杰宗的顶楼建了一个佛殿，可以一次容纳六百多人，其他还有很多新计划也都在进行之中，包括落矶山佛法中心的闭关中心。
　　更有多位西藏教师陆续到来探访。顶果钦哲仁波切在一九七六年到来，住了一段较长时期，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我们的学生热诚的欢迎顶果钦哲仁波切，因而他答应我们会把他的生命延长，再来探访。宁玛学派的领导人敦珠（Dudjom）仁波切也来探访过我们，他给学生们教导佛学，使他们获益不少。
　　现在，噶玛巴第二次来探访我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是二十二岁的八蚌寺蒋贡仁波切的转生（八蚌寺的蒋贡康楚，在我还只有八岁的时候，曾替我举行过登位仪式）。
　　学生们对噶玛巴非常虔诚热心，噶玛巴觉得来到美国就好像回到故乡一样，完全不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噶玛巴为翁塞天津加持，坚定了他任“金刚摄政”的信心；也替我的儿子芝沙加持，同时请我组织一个国际性的噶玛噶举学院。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要反省我这几年来的作为和替将来安排新的计划，我决定作一次为期一年的个人闭关。
　　在这一年之中，我相信翁塞天津将会领导学生们继续学习，我对他们的诚意完全没有怀疑，知道他们一定能够发挥佛法的力量，努力彼此相助，更帮助众多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