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新作:<八十年代琐记>

一次
在作协大院门口
我看见白桦
风度翩翩满头银发
眯缝着眼睛
朝我微笑
他跨上一辆正在发动的摩托车
轰隆隆作响

一次
在作协资料室
又遇到目光炯炯的王若望
他问我看了昨天的《新民晚报》没有
我说看啦，不就是“夜光杯”上的那个“自制蕃茄酱”吗
王若望哈哈笑道：他们不让我瞎说话，我只好做蕃茄酱！

一九八五年
那时候我和程德培刚调入作协不久
一次
我对吴强说，我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男同学没有一个不知道《红日》的
吴强哼哼哈哈地说，这个嘛
过了会儿
他表情认真地补充一句：我的《堡垒》比《红日》写得好！

一九八六年九月
我去呼和浩特参加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
千里迢迢
顺便把程德培的两百元奖金捎回来
会议开得很团结
我认识了许多前辈先进
冯牧，朱寨，刘锡诚，张炯和刘思谦
后来会议胜利闭幕了
冯牧要回北京开另一个更重要的会
其余的人则去内蒙古大草原
我们站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为冯牧送行
汽车来了
冯牧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还是要多学点马列！”

一次
莫言写信给程德培，信里提到
让吴亮有空给他的一篇小说也“达达”一下
（1988年我发表了《论达达批评》）
我对德培说，本来我是想“达达”莫言的
可是没想到先让他给“达达”了

一次
我批评了张辛欣的《在路上》
她在《钟山》杂志回复我
最后拉着戏曲拖腔慢板叫道
“吴亮啊吴亮，你的话好狠好重！”
二十年过去了
我和张辛欣仍未见过一面

一九八九年一月
我去北师大找刘晓波
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选择的批判》
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如果这本书有迁就庸人之嫌，那我以后决不再迁就”
那是一个中午
我在校园里没见到几个学生

一九八九年一月
我和毛时安去北京为《上海文论》组稿
主题是纪念“五四”七十年
我们拜访了谢冕、刘白羽、李国文和周而复
后来在北大勺园
见到了黄子平夫妇并在他们家里蹭了晚饭
回兆龙饭店的路上我们叫不到车
据说交通正在管制
这一天我们戏剧性地很晚才回到住地
有人打来电话
说刚才美国总统布什在长城饭店举行个人晚宴
方励之夫妇的车子被堵在路上

一九八七年秋天
一次
茹志鹃把我叫到她家里谈话
说我的住房已经解决
然后和我拉家常
我记得她言词恳切地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吴亮啊，听说你写文章很尖锐
我不懂理论
你怎么写我都支持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见了很多
你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将来都有可能翻过来
所以不要怕犯什么忌
但是千万不能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
犯这种错误是道德问题
不大可能翻过来的

一次
周介人请雷达在长乐路口的红房子吃西餐
我和蔡翔作陪
四个人坐下来点菜的时候
雷达说介人啊别那么破费啦
周介人说好啊下次你到我家吃饭
雷达说那也不好，让你夫人受累
我问雷达，你吃过他家里的饭吗？
雷达说吃过啊，介人喜欢在菜里搁香菇，鸡汤里搁，豆腐里搁，炒菜也搁
我说，那还不如红房子

一次
在淮海路老电影局的小放映厅
和王世桢梅朵边善基叶小楠周介人以及一群不认识的人
一起看陈凯歌带来的《黄土地》
电影放完了，大家噼噼啪啪鼓掌
梅朵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说《黄土地》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人们纷纷发表意见，气氛非常和谐
后来轮到我了
我说“电影是‘止于看’的，而不是供人们说的”
乘机借题发挥大发谬论
后来陈凯歌说话了
他说他很感谢诸位上海的同行
他说他很赞成吴亮的观点，电影应该“止于看”
然后他条理清晰地说了很多很多
我没有记住陈凯歌那天说了些什么
只记得他念我名字时
“吴亮”两个字的发音是那么字正腔圆

一次
李劼对我说
许多人喜欢看他骂人说穿了是想看两边笑话
就好比大家很讨厌一个人
但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他
结果走出来一只野蛮小鬼
上去二话不说就摸一记那个人的卵泡
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反过来又说这野蛮小鬼是个流氓
我就是那个不晓得其中奥妙的野蛮小鬼

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
作家协会的老领导张军才告诉我一件事
我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两篇“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
在第一次“清污”中曾被“有关上级”点名
称它们“宣扬西方文艺观点”，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
张军对上级汇报说，吴亮是一家工厂里的青年工人，我觉得他的“对话”中的那个“友人”还是很唯物主义的
事情过去已经八年
那天我看着张军和蔼的面孔忘记了应该说声感谢

一九八五年我刚调入作协不久
组织人事处的邬舜梅叫我去她的办公室
她很高兴地通知我
说我的编制问题已解决，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编制有什么“问题”
邬大姐说，小吴啊，你以前是工人编制，现在是干部编制啦，干部就是国家公务员啊！
我不知好歹地说，我本来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现在我成了公务员阶级，成了社会公仆，顶多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啥高兴的！
邬大姐说，小吴你真不懂事！

一九八三、八四年我写作得非常快
不是因为我勤奋，而是因为周介人一直退我的稿子
一次，他对我说，阿亮啊，我知道你不太愿意我改你的文章，你就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吧，他们肯定可以用，我们这里不方便。你反正写得快，再写一篇给我们
后来，周介人把我的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稿子推荐给了《当代文艺思潮》的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的老魏、《读书》的董秀玉和《当代作家评论》的顾卓宇
一九八六年年底，顾卓宇从沈阳调到上海，我们成了同事

一九八九年底
在一次《上海文论》编辑部例会上
毛时安说，吴亮应该多承担一些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徐俊西发话说，吴亮心情不好，让他在家里多读点书，编辑部的工作你毛时安就辛苦一点吧！

一次
周介人在三楼那间朝西的小房间里对我说
阿亮，不要去游行，游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一九八六年
陈箴离开中国前夕
在上戏为他的《气游图》举办个展
陈箴通过健君找到了我
让我为画展写前言
几天后
画展结束了
陈箴匆匆忙忙去了巴黎
那时
他已经患了白血病

一次，记得是午后
我坐在办公室里
无聊地把两只脚翘到写字台上
程德培带来一个人
面色白净鼻梁上架了付浅框眼镜
我叫张文中
那人自我介绍着，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朝名片粗粗一瞥
好像是某报记者
张文中笑得非常斯文
他说他在七十年代和程德培是同学
共读于黄浦区夜大
我忘了我们那天聊了些什么
后来张文中去了香港
二十年过去了
他仍在做报纸记者
身体开始发胖还患有痛风
不敢再喝啤酒吃海鲜
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见了张文中
浪里白条是他的马甲

一次
李山的十几幅《胭脂》在华山路的上戏画廊展出
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的作品
用铅笔或圆珠笔涂的线条
李山的《胭脂》充满绚烂艳俗的桃红
还有里根戈尔巴乔夫蒙娜丽莎
参加开幕式的有孙良宋海冬周长江等等几十位画家
那是一个晴朗的傍晚
日子非常特殊：1989年6月4日

注：
写完上面这段
去了李山家
他明天去纽约
我说我刚写了一段和你有关的往事
但是许多细节记不清了
我问他
那个在89年和你一起举办展览的法国画家叫什么名字？
李山拿出一张纸
写了“佛雷德布什”五个汉字
我又问
那天还有谁参加了开幕式？
李山说，还有上戏党委书记戴平，还有余秋雨，余秋雨当时是上戏的院长

一次
在淮海路一幢整洁的小楼里
我和健君拜访了颜文梁
那是1983年
先是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
通过健君的介绍
认识了李山、王邦雄、周长江、方昉、冷宏和周加华
后来又见到了黄宗英与颜文梁
几天后
我们坐在颜文梁的对面听他轻声说话
一个瘦小的身躯埋进沙发
眉弓突出，两眼放光
在装有大玻璃窗的阳台上
几只花盆之间
摆着一幅静物油画
我在画面上发现一滴水珠
以为是浇花时不慎留下
正要用手去摸
颜文梁站在我身后笑道
交关宁（苏白，许多人之意）摸过了！
原来
这一滴几可乱真的水珠是老先生的得意之笔
它已经欺骗过许多来访者的肉眼！

注：
早上起来
终于想起参加《83实验绘画展》的艺术家还有三位
查国钧，俞晓夫，高进，一共十位
李山、查国钧、方昉、健君后来去了美国
冷宏去了法国
周长江、王邦雄、周加华、俞晓夫、高进一直在上海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
愚园路李山家聚会
我认识了孙良
他乱蓬蓬一头卷发有点象图片里的贝多芬
穿件暗红色茄克亢奋地说话
语气如他的灼灼目光一样逼人
那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策划一个展览
集戏剧、环境、装置、表演、音乐和绘画于一体
时间定在1988年12月24日平安夜
上海老美术馆大厅
我们为它取的名字就叫《最后的晚餐》
巧合的是，参与这次活动的正好12个人
10位画家
加上栗宪庭和吴亮
大家七嘴八舌，孙良中途建议
12个人统统戴上用硅胶特制的毛泽东面具
但因技术难度和可能遇到的政治禁忌而未予采纳
最后方案终于敲定
即进行一次对达芬奇那幅名画的“戏仿”
耶稣将缺席晚餐
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孙良告诉我他刚刚做了父亲

1988年12月24日晚上
《最后的晚餐》展出了二十七分钟
黄浦区公安局消防处以“存在火灾隐患”为由
将展览强行关闭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隐喻和先兆
随着198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一声枪响
另一个时代拉开了序幕

注：
参与《最后的晚餐》的12位分别是
李山
健君
孙良
周长江
宋海冬
景国
裴晶
肖小兰
徐龙森
栗宪庭
吴亮
（还有一位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980年前后我认识健君
那时候我在上海饮食冰箱厂从事压缩机装配
健君戏剧学院毕业后安排在上海美术馆
我把我的青春岁月留在了那家令人窒息的工厂
（1971年一直到1983年，工人阶级的身份从未使我自豪）
关于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永远不会忘记下面这几行冰冷的数字：
1962年到1966年，三年半小学（因文革中断）
1968年到1971年，初中三年（仍在文革中）
1971年到1983年，做工十二年（一半在文革中）
（总有一天，我要写我的《文革时代琐记》）
我所在的工厂地址是：南京西路450弄20号
健君所在的美术馆地址是：南京西路456号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原因

1985年春天
我终于离开那家工厂
如同离开监狱
没有一丁半点留恋
我把所有的工具全送给了几位工友
但我却没找到卢坤留给我的英格兰烟斗
长相刻薄的支部书记施昌隆向我嫉恨地假笑
还有厂长周仁明装作没看见我
象两个变态的狱卒看见一个囚犯突然被大赦
在那一刻
我心里充满快意
我知道我的身体彻底解放了
虽然精神的解放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注：
1983年至1985年我请了两年假写作
身份档案仍在那家工厂
1984年底，茹志鹃主持上海作协工作
通过上海市人事局直接把程德培和我调入上海作协

七十年代末
我开始好咖啡
常去的咖啡馆都在南京西路
黄陂北路口上海图书馆钟楼下面的海燕
新成游泳池旁边的凯司令分号
还有铜仁路拐角的那一家我忘了店名
坐在窗口正对着中苏友好大厦
一杯清咖一毛钱
奶咖两毛
我的月薪可以喝三百六十杯清咖
红白格子的桌布
碟子里搁一把铝勺
一块方糖
没有背景音乐

一次
我坐在家门口纳凉
手里拿一本《哲学译丛》
里面有篇萨特的访谈
夏天傍晚
知了叫个没完
那一年（1980年）萨特刚刚去世
我不知道他的思想会在几年后影响中国
漫无目的的浏览
就像我常常要抬头望一眼街上的姑娘
住在7号的邻居林晓白好奇地问
阿亮你在读什么？
他拿过我的杂志翻了一下
不屑地说，看这个有用处吗
后来林晓白去了美国
那会儿他还在交通大学读书
煤炭是他的专业

昨晚八点
我写到70年代末在南京路铜仁路口的“上咖”喝咖啡
今晚八点我在“上咖”旧址对马路的“彩蝶轩”吃饭
斗转星移
明天我将接受某刊电话采访
主题是“八十年代”
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
也许“八十年代”根本就不存在

我想写的是“微观历史”
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
一种“花絮政治学”
一种闪烁的“格式塔叙事”
它只是从某件找不到主人的衣服上面掉落的“一粒钮扣”
他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天再说吧

一次
在杭州五云山开会
半当中溜出来
跑到钱塘江边看风景
江面辽阔空旷
程德培问李杭育
这就是你小说里的葛川江么
李杭育说：葛川江是我小时候的钱塘江
一九八六年
程德培还不会抽烟
后来，我们一起去李杭育在九溪的家
房间很暗
李杭育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大纸箱
里面有几十罐健力宝饮料
说这是留给德培的
德培不抽烟，我们不能亏待了他

八十年代初
中国足球队3比0赢了科威特
许多人上海市民踊上街头欢庆胜利
一路高喊口号：
三比零，八国三！三比零，八国三！
有人在混乱中用砖头打破了烟纸店的橱窗玻璃

注：
1.当时中国足球队教练是苏永舜
2.比赛当天，香烟大幅度涨价，牡丹牌香烟从0.49元涨元涨至0.83元
3.沪语，“八国三”即“八角三分”
4.沪语“烟纸店”即小型零售店，通常开在弄堂口，卖香烟老酒与日用杂货

一九八五年一月
祖母去世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梦见了她
穿一件浅蓝色对襟布衫
飘进房间
好像已经不需要用脚来行走
我在梦里非常清醒
对祖母说：你不是去那个地方了吗？
祖母的回答让我惊醒了
她说：我来拿我的假牙
第二天一早
我把这个离奇的梦告诉了父亲和母亲
父亲说，不对呀，我记得我把阿妈的假牙一起送去火化了
母亲说，你再找找，阿亮的梦不会无缘无故做的
后来
在祖母衣柜的抽屉底层
父亲发现了他的阿妈藏在盒子里的另一付假牙
我看见他的脸色有点苍白
眼角闪烁着泪光

某个夜晚
我独自在长乐路老房子里
用一只下午刚从淮海路康歌电器行买来的中波收音机
收听BBC关于中国的新闻
十一点多钟
住在二楼的酒鬼回家了
噔噔噔的脚步在半道突然停顿
我猜想他一定在门外和我一起听新闻
酒鬼没有醉吗
那一阵
有许许多多人通过外电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
康歌的女营业员告诉我
带短波和中波的收音机仓库里积压了很多年
这几天差不多已经卖空

一九八二年春夏
报纸又一次公布猪肉涨价那天
黄昏时分
母亲让我去买两条洗脸用的毛巾
我问要买哪一种
母亲说，买长城牌，八毛钱一条
我穿过弄堂
到离家最近的麒麟百货商店
我对营业员说，我要买两条长城牌毛巾
营业员扔出两条毛巾在柜台上
目无表情地说，两块钱！
我问道，不是八毛一条吗，涨价了？
营业员说，不是涨价，是调价
我说，肉涨价我知道，没听说毛巾也涨价啊
营业员说，你这个人怪不怪，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一九八五年
为填写干部履历表
我最后一次到青鸟照相馆拍半身照
还是那个照相师
个子矮小的老克腊衣着整洁
快六十岁了吧头发依然梳得一丝不苟
他在一盏红灯下写字
手指比女人还要柔软白皙
我一九六八年进向明中学的时候
就是他为我拍的报名照
我记得花了五角二分
当时照相师已经有四十来岁
我站在蒙着黑布的专业摄影机的后面等待
一个丰韵犹存的女人端坐灯光之下
照相师用他两根手指
轻托那女人下巴
为她矫正角度

一九八九年冬天
我当时蜗居长乐路老家
半夜了
仍然毫无睡意
我在灯光底下看一本枯燥的书
这时候，我听到有脚步声
从我的房门口走向二楼
一步一步
楼梯木板叽嘎叽嘎作响
那个人步履均匀
走了七八步
突然，脚步声没有了
而他只走到楼梯的一半！
为什么？
难道是二楼那个酒鬼，他无力地坐在了楼梯上？
或者是某个赴约的女人（我对我的邻居一向想像多于了解）
她中途脱去鞋子
此刻已经消失在楼上某个房间的门后
我被各种假设所吸引
神经高度兴奋
还有一点点悬疑电影那种活跃的想象和紧张
但是
我还是怀疑(我忍不住要去证实它)
有一个人正站在楼梯当中
我想知道他是谁！

就这样
半夜的上楼脚步声
象哈姆雷特在城堡上等候的鬼魂
在此后的三天里
每晚零点过后如期而至
我开始不寒而栗
前面我说过那是一个冬天
房间里没有暖气
我墙上挂着的是最廉价的石英钟
到了将近十一点
它的嘀哒嘀哒声就越来越响
我守候着
给门上紧了保险
石英钟指针一圈接着一圈
我不停的吸烟
一支接着一支
肯定不可能是二楼的酒鬼
他醉醺醺的早就回家
也不可能是前来幽会的邻家情人
三楼住的是一对老年夫妻
我准备好了手电
用五节一号电池的长棍手电
据说可以用来防身
时间真慢啊
双脚冰凉
牢牢攥住手电的手掌已被汗水浸透

脚步声出现了
它不是从大门那儿由远而近
那个人根本不需要开门！
脚步声是从我的房门口开始的
一步一步
叽嘎
叽嘎
就在板壁那边
它沉着地、肯定地、不可阻挡地向上走去
然后，象前几次一样
它又在楼梯当中停了下来！
我受不了了
血冲到了脑门

一次
周惟波荡到我们办公室来吹牛
他踌躇满志
正在为《生活周刊》写一个叫“现代冲击波”的专栏（记得是1986年）
时髦得一塌糊涂
他向我推销萨特贝克特脏手等待戈多
开口闭口荒谬自杀愚蠢反抗
我本来头就大那天头更大
虽然我不喜欢他那种发布真理的癖好
却也实在没法反对他的文学偶像
我终于答应为他的专栏写一篇吹捧文章
那年头我有许多“文学同路人”
还记得他吗，周惟波
他的成名作是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
八十年代初的上海
这部戏差不多家喻户晓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
听到的却是自己的心跳
咚
咚
咚
咚
它多象楼梯上的脚步声
我迅速地把门打开

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向通往二楼的楼梯

楼

      梯

            上

                  空

                        无

                              一

                                     人

                                            
一九八六年
在呼和浩特
第一次遇见潘旭澜
几个人吃完晚饭在宾馆附近溜达
潘旭澜烟瘾很大
抽起烟来有点腾云驾雾的意思
他很得意地说起一个段子
关于吸烟
他说他有一位老同学
几十年未见面了，某天这老同学对他说：
老潘啊，你烟抽了几十年，这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吧！
是啊，老潘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
老同学说，一样啊
老潘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套房子在哪呀？
段子说完，潘旭澜哈哈大笑
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一九八六年夏
我第一次乘游艇在富春江顺流而下
经过严子陵钓鱼台
没有怀古甚至没有遐想
那天肚子不适
船一靠码头我火速奔向简陋的茅房
十年后，也是一个夏天
龚建庆去富春江游泳
淹死在严子陵钓鱼台附近
一九八六年
当我轻松地走出茅房眺望江对岸的时候
这一悲剧的发生还非常遥远

一九八七年夏

陈幼石借居在石门二路一幢公寓里

老爷电梯上升得很慢

一次
我应邀上门作客
遇到陈幼石的先生王浩
我们一起喝威士忌
王浩向我了解中国的情况
我也向王浩了解中国的情况
王浩说他这次来中国听到很多说法
想再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我知道的事情不会比你更多
陈幼石走过来叫王浩少抽烟
王浩说，吴亮的脑子应该去学逻辑
我问，你是说我逻辑不行要补课呢，还是说我适合学逻辑所以要去学逻辑？
王浩笑道：你不学也行
这时候，客人们陆续来了

一九八六年
我花了差不多大半年的功夫
陆续修补好六颗龉齿
蔡医师食素
练气功还笃信菩萨
那一年我是淮海街道地段医院二楼牙科诊室的常客
窗外的梧桐叶很茂密
到了秋天
可以从树枝间看到我对马路的家
我还记得那年有一个花痴
天天站在医院注射室门外朝里面窥望
那些年轻的女病人好像习惯了他
只有老太太会呵斥：去去去！
花痴连忙背过身装作无辜的模样



一次
在杭州路边小吃店
李庆西和我各要了一碗馄饨
他问我，还要来份炒面吗
我说不要了
李庆西就为自己多加了一盘炒面
我们边吃边聊
馄饨吃完了，李庆西接着吃炒面
我习惯性地一面说话
一面从他的盘子里夹面条吃
终于李庆西忍无可忍
他用筷子护住剩下的半盘炒面
嚷嚷道：阿亮你不能再吃了，你说你不要的！

一九八四年我和李庆西刚认识不久
一次
李庆西郑重地向我建议
必须尽快写一本理论专著
他分析说
以我目前的资历，还不可能出版论文集
只有理论专著才能在文坛立足
那时我正迷恋黑格尔
除了《小逻辑》、《美学》和《哲学史讲演录》
《精神现象学》都来回读了好几遍
我偷偷模仿它的体例
计划写一本《文学现象论》
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几易其稿
总算弄出了提纲
没过几个月
我被调入作家协会工作
就把那份挖空心思的提纲扔掉了
我实在不喜欢写什么专著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仅缺乏耐心
也压根没有成体系的思想

一九八四年七月
程德培和我应李杭育的邀请
去新安江边的白沙镇参加“李杭育作品讨论会”
我们先坐火车到杭州
李杭育的哥哥李庆西在车站出口处接我们
我和程德培都没见过李庆西
当然李庆西也没见过我们俩
出站的时候
程德培说
我们两个人的样子还是比较好认的
我说谁向我们上下打量谁就可能是李庆西
正说着,只见一个人手里高举一块牌子
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程德培吴亮

今天下午
我又去了长乐路老家
雨停了，有点闷热
我找出几本旧书在看
迈斯特《论法国》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巴塔耶文集和施米特《政治浪漫派》
突然听到隔壁房间电话铃声响了两遍
我大吃一惊
长乐路的电话拆了三年了
我摒住呼吸再听
电话铃停了
我打开隔壁房间的灯
到处检查
发现父亲的照片被动过了
它居然平放在书柜里
书柜是锁住的
只有我一个人有钥匙

一次
我们在新安江边的白沙镇酒后聊天
那个公园叫月亮坪
一家小旅馆的平台上
蚊子围着我们嗡嗡飞舞
李庆西、李杭育、程德培和我
一九八四年
李杭育的短篇小说《沙灶遗风》获得全国奖　
他将离开富阳广播站进入杭州文联
命运改变了
那时余华还默默无闻
仍然在距离白沙镇几百里之外的海盐当牙医
大家说起《文艺报》的权威性
我压抑得一塌糊涂
记得我不断地骂粗话
对北京的某著名评论家不屑一顾
我还说我们将取而代之
我们声音很大
服务员把电闸拉了
李杭育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一次
在王安忆家
李庆西下厨做干煸牛肉丝
大家翘首以待
一个礼拜前李庆西就嚷嚷说他会做正宗干煸牛肉丝
王安忆大清早去菜场买了块牛里脊
只听见厨房里毕毕驳驳一阵乱响
干辣椒在油锅里催人泪下
终于
李庆西大功告成
我们郑重的、小心翼翼的把牛肉丝送进各自的嘴巴
慢慢咀嚼
咀嚼了很久很久
李庆西说：我没做好，我错了一个程序
王安忆的先生李章说：不，是我们的牛肉没买好

一次
我和周介人去拜访王元化
中间谈起黑格尔的“知性的分析方法”
王元化说：知性不是理性，知性崇拜最容易变成教条主义
我为了表示我也知道一点黑格尔，我就问
旧版《小逻辑》把“存在论”译成“有论”，您觉得哪种译法好呢
王元化说：“有”这个字很中国，很玄，它有人的判断在里面；“存在”涵盖面大，它是客体世界
我说，“存在”不也是一种判断吗
王元化说：有没有是日常判断，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哲学判断
这是在1984年

一次
不是1980年就是1981年
张弦拿出一张窄窄的纸条给我
那是从信笺上裁下来的（我猜想纸条上的几行字本来是私人信件里的一部分）
纸条大体内容是：你转给我的那个青年人的稿子我看了，观点应该从被评论的作品内部中阐发出来，而不应当从作品外面塞进去，等等等等。最后落款“钟惦棐”
我不知道钟惦棐是谁，张弦说这是一位老前辈，电影界的理论泰斗
他说前不久去北京开会，把我的一篇电影剧本评论留给了钟惦棐，请他提意见
（我现在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自己怎么会评论“电影创作”的）
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纸条事件的源头
虽然纸条只有几句话，口气有点像恩格斯
但我一点都没有往心里去
过了三四年
我在杭州认识了阿城
又过了一年
我才知道钟惦棐原来是阿城的父亲

一九八二年
周介人把我介绍给了王世桢和边善基
他们有本杂志叫《电影新作》
两位前辈很有风度
一直笑容可掬地唤我“小吴”
在此后的几年里
我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电影票
所谓的“内部观摩”
通常是两部电影连着放，国产片在前，外国片在后
还记得“新光电影院”吧
在宁波路上
当年许多人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电影的启蒙

一次
朱大可给我写了一封信
语气焦灼狂暴
他那时正在批判谢晋电影
象唐诘珂德
在信里他担心我激情衰退才智变为白色
我忘了我曾在他面前说了什么
他抱怨我离开了他
并且把公牛的犄角悄悄藏在两腿之间
那是夏天
在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八年年初
上海文艺出版社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
信封右下角落款浙江某石化总厂尿素车间杨寄
他想和我讨论哲学
春节期间准备登门拜访
那时我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家里空间狭小
我没回信
我觉得找我讨论哲学的人一定是哲学外行

二十年后
我将在回忆录里写道：
一次
刘大鸿请大家吃饭
庆祝他们的院长徐芒耀光荣退休
饭局设在桂林公园门口的黄家花苑酒家二楼
朱大可张献张闳王晓渔受到邀请
陈村没来
刘大鸿说他拉肚子了
我对朱大可说
你有一封信在我手里但我还没有公布
朱大可急了
我说你放心你不同意我就让它永远成为秘密
后来不知为啥聊到卡拉OK
张闳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做了皇帝，颁布的第一条圣旨就是把卡拉OK给禁喽
朱大可说
做皇帝有什么意思
张闳明天要回江西老家探视父母
刘大鸿春风得意
我不小心把小龙虾的酱汁溅到了衣服上

不知不觉中
关于80年代的零散记忆
写了大约有一百五十多段了
让我停一停
静下来谈点儿想法
何谓历史?
人们向来一叶障目盲人摸象指鹿为马
这正是历史的一部分
人的欲望、偏见、意志、私利不仅影响和改变了历史
而且改变了对历史的回忆
不要去争辩谁是谁非!
历史不过是沉沦在黑暗中的一堆废墟而已
每个人只能照亮渺小的一角
至于我
我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
历史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相!

其实《八十年代琐记》应该告一段落了
写了许多无关紧要的
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偶尔有点弦外之音
朋友肖像
一点点趣事加一点点幽默
平铺直叙
几乎没有抒情
用很少的词
讲述的句式都差不多
谢谢各位
看了它两个月
让我们一起休息几天吧

一次
程德培要给黄子平寄书
《日瓦戈医生》一九八六年年底刚刚翻译出版
我说不用寄啦北京也有卖啦
德培问，谁来信了，还有什么新闻
邓力群发话，吸取“清污”教训，把反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
德培说，我不搭界，你当心点

一次
陈幼石从北美来信
说她正在筹划出版一本新的杂志《女性人》
并强调这不绝是女权主义刊物
她邀请我做杂志编辑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不知《女性人》是否问世
我记得在那封信中
陈幼石开了一份杂志顾问名单
其中有陈香梅和吕秀莲
那是在一九八七年

一次
我在淮海路茂山酒家买了半只烤鸡
还有一瓶黄酒
回到对马路社科院文学所办公室和杨小滨共同分享
杨小滨喜欢鸡胸脯
我爱鸡腿鸡翅膀
杨小滨说在美国鸡胸脯是鸡身上卖得最贵的部分
我说鸡胸脯味道最差
两人各得其所
那是一九八八年一个冬天的下午
房间很冷烤鸡是冷的黄酒也是冷的
吃到半当中我就往卫生间跑
杨小滨笑道，这就是鸡腿的味道！
我问小滨看书和写作哪个更痛快？
他说当然写作比看书痛快
我说是啊，拉肚子也比吃东西痛快！

一次
许纪霖邀请我去梁晓燕家
淮海路淮海坊
认识了何平严搏非朱学勤刘擎
朱学勤喝得酩酊大醉
倒在沙发上还拼命说话
许纪霖刘擎严搏非都喝得很猛
我也有了七八分醉意
又被刘擎拉到他家里继续打麻将直到天亮
这么几个九十年代以后将影响中国文化批评界的人物
居然以这样的方式与我第一次相遇
后来我问何平这是哪一年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何平说当然记得那是在1990年的春节

一次
又去杭州
住在李庆西母亲家
一排老式砖房座落在钱塘江畔九溪小学旁
李庆西晚上过来一起吃饭
然后骑自行车回翠苑
剩下我陪她母亲看看电视说说话
李庆西鱼烧得不错
我早上起来
每天都发现有一条鱼在浴缸里游
站在窗边洗脸看九溪小学的孩子们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李庆西有时不去出版社
就和我一起到九溪十八涧喝茶
冬天了
两部自行车一前一后
李庆西永远骑在我前面
他有一辆漂亮的跑车
拱着腰样子很帅

一次
李庆西又来上海
我带他去浙江路吃生煎牛肉包
还有滚烫的羊杂碎汤
清真馆门口站着一堆一堆的新疆人
整条街油咖喱味飘香
李庆西连呼过瘾
象首长那样不停地对穆斯林伙计点头微笑

一次
路过“淮国旧”长乐路后门
那里总是围着几圈人
总有几只老面孔
他们倒买13型、莱铃或蔡司与海鸥
我看见一位小伙子在旁边凑热闹
胳膊下夹着一个旧兮兮的大胶木唱片封套
上面印的画已经褪色
当时我看见过的印刷品非常有限
我猜想可能是波提切利
后来我和小伙子搭讪花了四块钱买下了那张老唱片
当时我根本没问唱片的内容
回家后翻了英汉辞典才知道原来是维瓦尔蒂
那是在1985年
我家里还没有放胶木唱片的放音机

一九八零年
听说毛泽东的著作可以作为废纸处理了
我兴奋莫名
把家里翻了个遍
他老人家的书我是一本都不想留啦
自从我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
就觉得他老人家写得又土又差
我拎了两大捆“毛著”
沉甸甸地走到雁荡路废品回收站
一位中年人排在我前面
他看了看对我说
你把所有毛选的塑料封面拆下来
我问为啥
他说价钱不同啊，毛选一毛一分一斤，塑料封面一毛八分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