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老头》---杨 天 乙 (转载)

我拍《老头》---杨 天 乙


《老头》是我的处女作，拍摄了半年时，看到了《纪录手册》，后来又看了《第三只眼》、《纪录与真实》、《小川绅介》等书，从这些书里面我了解国内外记录片发展史以及各国制作人和他们的作品，我经常翻阅它们，感觉这些书离自己很近。
1996年春天，我在北京清塔小区租了房子，那里地方偏，房租便宜，有一天，我和朋友路过时，看见大墙底下坐着一排老头，他们穿着深色棉袄、棉裤，远处看不清年龄，但肯定是一群老头，很古老的那种，当时感觉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老头坐在一起，像被串起来的，而且当时天已暖和了，他们穿那么多坐在那儿说话，以至我路过很远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后来，我和朋友停下来，坐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们，由于太远，他们成了蓝天下的小黑点，偶尔有一个声音传过来，又很快消失。当时是下午，太阳正足，人也不多，有自行车和汽车从他们面前滑过，那会儿没想到拍摄，我坐在那儿，心里兴奋，拥抱了朋友，我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像。

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又坐在原地看了他们， 并进入领地和他们说话。我了解他们是小区里最早的居民，每天到这儿聊天，下午比上午人多，那天，我认识了宋大爷、董大爷、曹大爷，我自己也有了新的称谓，大爷们叫我杨子，我也介绍自己是东北人，二十五岁，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刚搬进小区，董大爷旁边有个破竹车，里边装着石头和茶缸。那会我还不知道竹车是手杖，茶缸是尿壶，他性格最开朗，总和一边的曹大爷打嘴架，他们熟识默契的像两个“丐帮帮主 。”整个下午我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说北京原是大海，填平以后建城，及对三代领导人的评价等，还说到飞机，当时正有飞机从头顶飞过，问：飞机有窗吗？答：飞机能有窗吗！问：你坐过？答：我哪坐过，我小孙子坐过，他说的。当时我奇怪的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当另一架飞机飞过时，我才觉的我和眼前的大爷隔了很远，最初对大爷的印象就这些，那是个晴天，不知我在当中有没有影响他们聊天，没想到的是从此我就和大墙底下的大爷们一呆就是好几年。

决定拍摄时，我请了摄像师、录音师、买磁带、租设备，又新鲜又刺激，那会儿没有经验，全凭感觉。第二天录音师不来了，给大爷带了无线麦克风，没过几天和摄像也闹翻了，我说的他拍不了，他拍的我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好玩，主要责任在我，我只凭感觉要要求他们，但是又说不清怎么拍，实在叫他们为难。

第二次再拍时，我有了DV数字机。那么轻易得到它，我对家人充满感激。拍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停止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拍什么。第三次拍摄我目的明确；想法来自一天早起的瞬间，费了很多心思想出来的几个字成了日后拍摄的基础，就是拍大爷们的吃、喝、拉、撒、睡，其实很简单，但我当时看不见。我发现生活中最平常的抄菜、吃饭、刷牙、睡觉被我照下来，心里就不慌了。大爷们把拍摄叫“照”，我也喜欢这个叫法，日后就一直“照”着他们。对我来说；“照”有客观性，“拍”有主观性，是受大爷们的启发。

差不多“照”了半年，觉得应该找人来看看，早就听说吴文光老师，就打电话请他来看片，看完之后，他给我建议，并教我拍片方法，但最难忘的还是他的鼓励。我认为受人鼓励是拍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吴老师让我了解我拍摄的是一个比自己想像更好的片子，那以后，我信心更足，感到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我每天在大爷们出门前半小时到现场，也不容易关机，这成了毛病。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远处大墙下烧火的宋大爷，我认为远处更能看清人的形态，很少有推拉镜头，他们就在眼前，看的清楚，不需要移动。整部片子始终保持“照”的原则，我和摄像机是面镜子，把眼见的景象“照”进来最重要。

很多朋友看完片子会问我和拍摄对象是怎么相处的。拍摄时，好象根本就没我，我自己也为这点感到骄傲。也可能他们是群老人，心性平静，也可能我是个女孩儿容易相处，但刚开始，他们是不接受我的，而且多带一个人他们就不自然，现在也是。我们是怎么相处的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他们成了我的生活，我成了他们的念相，吴大爷腿不好，上不了楼，就拄着拐棍在楼下叫我，让我跟他回家吃饭，早上上班，车旁边有马轧，大爷们认识我的车，知道车在人在，车不在，他们也不等。在小区里，我和我的大爷们成了一景，冬天在大墙下，夏天在树荫下，天好时，我们一支浩荡的队伍会进入天安门，颐和园，有一点让我吃惊，路过西单时，有人说这是西单吗，七年没来了，那个说三年前来过，他们怀念毛泽东，到广场能说出各自的很多记忆。我听了心里难受，原来人老了也要跟生养自已的城市分离，尤其是我的这些大爷们，他们太老了，身体一年一个样，去年起，我就不敢带他们出门了。 我最想说的是老人是很好相处的，我相信年轻再暴燥的人老时也会呈现善良，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我认识的这些大爷们又可爱又可怜，又孤独又满足，和他们相处我学会很多，我也相信缘分，可能我早就注定要搬进小区，大爷们早就坐在墻下等我了。那天我们见面，就拴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