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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
来源：《连环妙计》（余光中选集）
――《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六十年代美国的青年音乐，始于民歌的复兴，而终于摇滚乐的变质，在短暂然而丰收的
十年之间，爱好民间音乐的美国青年经验了一种独特艺术发展的周期：开始的时候，一
切充满了希望和朝气，歌手们自己刚从民间来，仍保有民间的清纯和天真，没有谁是所
谓“超级巨星”（superstar），也没有谁把无辜的民歌当做一棵摇钱树。后来，民歌变
成了“摇滚民歌”（folkrock），披头的潮流和巴布·狄伦的清涧合为一体。一九六五
年以后的摇滚乐，渐渐从早期正宗的“硬摇滚”（hard rock）蜕变为摹状迷幻之境的“
头摇滚”（head music）和“酸摇滚”(acid rock)。结果是，到了一九六九年，紧接在
空前成功的“伍德斯克音乐会”（Woodstock Festival）之后，竟发生了“滚石乐队”
在加州亚塔门特演奏时四人丧命的悲剧。戴花的一代，带了彩。博爱与自由，沦为暴力
与迷乱。摇滚乐落入市侩的掌握，成为经纪人、唱片商等中间剥削者致富的捷径，一种
新艺术已经丧失了原始的天真。近两年来，声繁色茂，俯仰于迷幻之境的摇滚乐，渐渐
有恢复民歌清新之气的倾向，杰姆斯·泰勒一类歌手的崛起，不是没有原因的。
亚塔门特的悲剧，大半要怪“滚石乐队”自己。首先，他们的音乐，狂放，恣纵，本来
就是酒神的，甚至魔鬼的音乐，三十万人的超级群众场合，只有煽动之力，难奏安抚之
功。其次，领队米克·杰格（Mick Jagger）虚荣心太强，为了过之瘾，竟让三十万人鹄
候终日，才在熠熠的舞台灯下，很戏剧化地登台；到了那,群情早已浮躁难安，一触即发
了。第三，米克·杰格那一身超性别的服装，既欠男性的雄伟，又乏女性的妩媚，更无
民歌手淳朴爽朗之气；戴高帽，披花衣，面有烟容米克·杰格，的好像一个变戏法的魔
术师，只令人觉得他矫揉造作，花招太多。“亚塔门特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已经拍成
纪录片“给我躲一躲”（Gimme Shelter）。披头唱片“让它去”（Let It Be）的灌制
实况,也拍成了同名的纪录电影。两部片子，我在美国时都看过。相形之下，披头的演奏
就自然多了：兰能和麦卡特尼在“苹果公司”的屋顶露台上，披发当风，鼓琴而歌的气
概，该是摇滚乐最动人的一幕。
所谓民歌，不仅是一种歌诵的方式，更是一种信念，一种情*，一种生活态度。最重要的
，是江湖的豪气，草野的清，泥土的稚拙，人性的纯真，而不是枝枝节节，技巧上的小
花招。现代的工业文明，把汤姆·琼斯诱进了拉斯维加斯夜总会，并且把格兰·康波映
现在荧光幕上，好处固然是方便万千的听众，缺点则是丧失了江湖上那一股沛然之气。
可是，比起台湾一般的所谓“歌星”来，美国的民歌手，甚至摇滚歌手，仍是纯厚得多
。以女性为例，台湾的歌星大半浓于化装，艳于服饰，不如美国的歌手天然本色，甚且
穿着毫无曲线的粗麻布衣，赤脚上台。台湾的歌星大半不善表情，不是失之刻板僵硬，
便是失之流盼过度，沦于公式化的商业气息，美国的歌手表情就自如得多，大半神色庄
重而不拘谨，活泼而不放荡，很少做出“巧笑倩兮”的塑胶媚态来。台湾的歌星大半只
会张口，不能动手，美国的歌手大半会弹吉打，甚至会弹钢琴，有才得多。最后，台湾
的歌星大半只会照着唱（不管唱得怎么样了）；美国的歌手往往自己写诗，谱曲，配音
，退一步说，即使唱的是别人的歌，也往往和原作者唱得不同，有自己独到的韵味。例
如萝金的《你有个朋友》，由芭芭拉·史翠珊唱来，音域就更阔，变化也更大。
总之，台湾歌星和美国歌手之间的不同，不仅是音乐的高下，而是人的不同。前者的听
众，知识比较低下，态度比较轻佻；后者的听众，以大学生为主，对音乐的态度严肃而
热诚，对歌者的态度当然也敬重得多。我们很难想象，谁敢去跟琼·拜斯开玩笑。我想
选下列几位代表性的女歌手，一一介绍给读者：
琼·拜期（Joan Baez）
久迪·柯玲丝（Judy Collins）
琼尼·米巧（Joni Mitchell）
洛娜·奈罗（Laura Nyro）
凯萝·金（Carole King）
艾莉莎·富兰克森（Aretha Franklin）
琼·拜斯在美国新音乐的地位，十分显赫，但不太稳定。显赫，当然是够显赫了。早从
一九五九年的“新港民歌节”（Newport Folksong Festival）起，十三年来，她一直是
大报刊最为注意的音乐家之一：她在新港初试新声，一鸣惊人，立刻引起《纽约时报》
的注意；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时代周刊》更用她做封面人物，称她作“弹吉
打的女先知”。琼·拜斯在政治上是一个颇为激进的人物，她的歌声不但为音乐，也为
她信奉的社会思想服务。她本身就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在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中，她
更是知名的斗士之一；一九六六年在米苏里州的格兰纳达，是她，牵了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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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4 23:4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