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社区与改造社会的想像

剧场、社区与改造社会的想像

/差事剧团 Assignment Theatre


「午安!」小王子說。
「午安!」商人回答。
這是一位賣緩和口渴特效葯丸的商人。只要一個禮拜吞上這樣一題就整個禮拜不需要再喝水。
「你為什麼賣這種東西?」小王子問。
「這是很節省時間的。」商人說:「專家統計過了。一個人可以一個禮拜節省五十三分鐘。」
「人家把這五十三分鐘拿來做什麼?」
「人家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嗎?」小王子对自已說,「要是我有五十三分鐘空閒的時間,我要從從容容地向一口泉水走去…」
在法國知名作家聖、修伯里的名著「小王子」中,有一段這樣的对話。如果,我們將对話中「人家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改成類似「節省下的時間可以用來賺更多的錢啊!」那麼,整個簡單的寓言將有進一步的開展,也可以用來演繹社區劇場面对社會改造想像時的某种困局。

我的意思是：社區營造的理想既然植基於互助的公共性上,那麼,這樣的互助精神在一個愈來愈被私有化、商品化所盤据的社會中,如何找到自主的生存空間?我得先質疑,倒底一個商品附加價值被「提位」到文化核心價值的社會中,還存在著可以像小王子一樣從容走去的泉水嗎?如果有,是誰擁有這樣的空閒呢?是勞工、農民、社區中忙祿的一般受薪階級?又或者是大財團的有閒階級呢?

小王子,在作家的筆下,有著得以無限幻想的純真性格,並藉此和一個抽掉社會實質內涵的真空情境發生著对應。但,全球化效應下的商品社會,就不會有這樣的物質條件,讓人們得以在「烏托邦情境」自由往來。另外,因應著國家須要的暗示,文化創意在意識型態和商品包裝之間的刻意轉換,也是一件令人深深警惕並懊惱的事實。

從這樣的事實出發,當我們將社區劇場視作对人與社會改造相關的戲劇美學表現時,便也不難同時發現,社區劇場要在社區中面对的人,恰恰並非像故事中「小王子」這樣不被社會實体所「捆綁」或「規範」的人。相反地,社區民眾在參與社區劇場的過程中,不断面对的恰恰是社區中具挑戰性的公共議題。例如：環境保護共同体,如何被自主性形構…等等和日常生活相關的事項。如此,我們得以進一步發問,在形構這樣或那樣的自主性的同時,民眾被什麼所「捆綁」?或者說, 社區劇場得以如何將民眾從「規範」中釋放或解放出來呢?

在這裡,我們首先遇上的,當然還是社區是什麼的問題。人們常說,社區是市（公）民社會的共同想像。為什麼說是想像呢?因為,一種由基層（草根）民眾透過自主的主体性,由下至上的人民民主機制,並未因市民社會說法的出現,而在社區中被具体實現。換言之,台灣社會解嚴前的「國家」位置,固然,在解嚴之後,漸漸失去獨裁統治的角色。卻並未全然退位,且以另一种依市場機制的須索而重構的細緻性威權,在市民社會和傳統地方政治勢力之間產生著拉扯的作用。然而,這樣的觀察,卻又無法全然漠視,在有著一定程度經濟發展的社會中,曾經有人意圖經由社區的互助組織,重新奌燃「新社會運動」火苗。發生於60年代末期日本的共同購買運動,經由「日常性生活批判」的作為,希冀從昔日階級運動的落敗,以及社會主義官僚化的困局中走出一條新的運動道路來,即是一例。

然而,事情似乎遠非想像中來得有成效。從「共同購買」所凝聚的社會批判力,在針对較為「基進」的議題時,顯然無法發揮撞擊性。

社區共同意識的建構,固然是以最為基礎的「共同体」作為出發奌,在集体記憶復甦、地方文化重建以及生態保育行動上,展開具体的民主互動。理想情境,不外乎藉由「生活即運動、運動即生活」的召喚,重新省思商品消費社會对人的「異化」。然而,此一以社區為單位的「共同体」卻無法自外於總体社會的變遷與運轉。社區組織工作者,在体會社會實踐有別於活動造勢時,首先思考的,當然是社區營造倒底與社會改造有何關聯?果若喪失這樣的問題意識,便只能在社區內部的人際關連中打轉。到頭來,也不過增添幾分社區的嘉年華氛圍罷了!

如果說,1980年代社會運動所激發的民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衝撞了國家威權体制的內核；近十年來的社區營造,則意圖從社群的自主鬆脫過度膨脹的國家機器。但,「語境」畢竟只是美麗而堂皇的「語境」。同時,似乎一直只是一種裝飾性的述說。　

換個角度來看,當然,也有深入參與社造策劃的人認為,公民社會的鏡像,恰恰在回映著民間社會與國家杈力的相互滲透。亦即,經由社區內部的草根民主互動,翻轉商品化價值觀的主流宰制,並從而拉開閉鎖的國家威權的門閥。現在,我們立即遭遇的困局是：由社區出發的「滲透作用」幾乎沒有較為具顛覆性的穿透力。究其原因,國家在基於「善意」前題下釋放的社區資源,倒底是讓民眾因而從社區互助中反思資本社會的掠奪呢?還是,「善意」終將成為國家設計下精緻的統御藍圖,作為「看管」人民民主的一道隱形防線?質問,迫在眼前。

「善意」所築起的隱形防線,自然已經不是戒嚴令一般的「咒語」。相反地,它「變身」為甜美的誘惑,以商品邏輯作為包裝。處處埋下現代化的符碼。最鮮明的案例,就發生於如何以廢棄空間再利用,進行嘉年華似的表演輪翻陣,因而带來附加的房地產炒作效應上。再者,文化創意產業的觀光化,倒底活絡了商機或創生了在地文化呢?如果,一塊臭豆腐、一片似雪的桐花,除了讓在地居民多了一線生機之外,也带動了「在地」抵拒全球麥當勞文化宰制的反省的話。社區文化做為一種人民民主的互動機制,才找到了它本質上的位置。如此,才得以進一步探討文化再生產如何形成社區互助的觸媒。所謂的公民美學,應該是公民对公共領域的再生,带有一種從生活出發的創意和反思。而非以現行体制下認同的政治思惟,或說符合於觀光潮流下的趨勢反應。

劇場,做為一种溝通社會、教育、藝術的媒介,有著與文學、美術、音樂、或其它混雜性創作,更為當下的立即性回應。或許,也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劇場很容易被拿來用做社區互動的工具。在社區民眾參與日趨蓬勃的風潮下,劇場成了有效應的文化工具。任何方式的文化再生產,都須要得以發生催化作用的工具,無可厚非。重點卻在於：催化僅僅為联絡疏離的感情,或重塑一种失落的記憶嗎?果若不然,或不僅如此,則劇場與社區之間的有機機制,又當如何在過程中被逐步形成呢?

以表演性為主体的劇場,涵蓋著对演員身体、腳本創意以及空間再結構等…種種文化觀照。然而,這些須求卻遠遠非社區劇場在美學上的思考關鍵。相反地,社區現實生活的溝通、了解以及分析,卻成為劇場迴光返照的聚焦奌。當然,為了免於機制的僵化或說方便於單向性的教學灌輸,以民眾為核心的互動情境必須細心地被逐步建構。這往往是進行社區劇場最為艱巨的一項文化工程。特別在一個「商品」與「國家」不断經由細膩操作而發佈民主訊息的「想像性」市民社會中。

當人們不断以巴西教育哲學家Paulo Freire的「提問式」"problem posing"教程,作為社區民眾「培力」”empowerment”的理念根基時,仍然會有實踐的質疑從土地上冒出問号來：專業者的角色是什麼?她／他能同時兼具劇場和組織的双重角色嗎?如果不行,又如何展開互動性教習（教導與學習）的文化行動呢?

提問的目的,只在於將思惟的特殊性置放在行動的普遍性上。亦即,「提問」非僅不是為了將行動推向虛無化,而且是為了催生行動的積極性。是在這樣的辯証發展中,「差事劇團」持續和「石岡媽媽劇團」展開了長達五年之久的社區劇場互動。時間的長久,除了驗証社區劇場深化的軌跡之外,民眾在劇場時空中身体的積澱,以及轉化劇場成為日常生活的改造運動,是觀察的重奌。前者,套用Augusto Boal的話,即是「觀眾」”spectator”出何变成「觀演者」”spect-actor”,又進一步成為「演員」”actor”的過程。後者呢?其實接續了前者的過程,亦即,進一步追問,當「民眾」以觀眾身份轉化為「發言者」的演員時,如何在社區的現實中針对公共議題表達態度呢?

無疑地,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解開的難題。理由再簡單不過。因其涉及了人的改造如何被實現的複雜,以及社區劇場如何延伸到社會實踐的難題。雖然如此,劇場既然具備了民眾參與的社區性格,如何舖陳其衍生的歷程,應該會比做結案式的總結論述,更形有「提問」的性質罷!

「石岡媽媽劇團」開始於「9.21」大地震後半年。在最初的工作坊課程中,參與的十位農村婦女,歷經了與過去在社區土風舞班中截然有別的學習過程。簡言之,劇場的「鏡面效應」在她們身上發生了具体的「集体治療功效」。從而,表演变成一件和生命經驗習習相關的事。換言之,經由戲劇表現,這群曾經在災難生死關頭走過一回的勞動婦女,找到了開啟抑鬱之門的鑰匙,既通往自已的內在,也關切了受難的鄉親、友人。無論如何,這对一個社區劇場而言,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契機。但,並不是說,人們因掌握到災難带來的機會,便一直沉溺在对此「機會」的利用上。

畢竟,公共性是社區劇場由「集体治療」邁向開放論壇的必經途徑。開放論壇則是民眾在社區中对話的開始。也因此,問題意識朝向災後客家夥房（四合院）重建的議題。客家鄉民社會中以男性為宗族中心的傳統價值,立即和現代社會中（農村）女性的社區想像,發生了某種潛在的矛盾。然而,矛盾是進一步指向問題核心的契机。扼要地形容,「媽媽劇團」成員穿透了性別的限制,在舞台上扮起「夥房」重建的男性角色,與此同時,在劇場的空間突破現實生活空間的束縛,參與進公共議題的討論。

一直到「公共議題」在劇場空間出現之後,社區劇場才踏出和社會發生具体關係的步伐。這是發生於劇場與社區之間的一項有機連結。從而,促發了「石岡媽媽劇團」成員,就社區中城郷醫療体系或產銷合作的進一步關切。然則,這樣的「關切」本身是否便與社會改造產生連結的想像,則遠非觀察能量得以企及。這多少說明了,社區劇場的社會改造想像,還是應該在落實於參與者的生活創意界靣上,展開公民美學的評估。

於是,我們回到前靣例舉的「小王子」的問題。对於生活於ＷＴＯ衝擊下的台灣農村勞動婦女而言,生產關係緊緊繫在市場对農作（水梨）的接納和排擠上。因而,既便社區議題（例:公共參與的性別差異／產銷合作的具体困境）成為劇場中表現時的核心,卻無法自外於商品市場在總体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因而,輕輕鬆鬆走向泉水的日子,对於「石岡媽媽劇團」這樣的社區劇場而言,仍是不具有生產性的想像。

總的說來,問題意識的提出,仍然是社區劇埸在運用各式各樣劇場互動遊戲／肢体開發／角色練習之前的重要前題。掌握了社區的問題意識,並在劇團成員之間展開「对等性」的对話,是發展一個有針对性、具共同感演出的重要條件。這同時,如何將社區劇場在表演時呈現的問題意識,有效地反應在社區改造上,經常是一個實踐比理論還惱人的大問題。如果,從「社區」是有別於「國家」和「資本」的第三部門的角度來思考,至少須營構在地得以透過創意生存,卻不為市場炒作或民粹暗示的開放空間。否則,就算出現再多意圖以問題意識做為出發的社區劇團,仍然僅僅能訴說某種「懷鄉之夢」。就算社區人人都參與了,是不是終究完成了與「國家」或「現行資本市場」的僱傭關係而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