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幸福大街的幸福女子
吴虹飞
（一）
如果有一天我得以重返幸福大街，我定然再不能遇见到红喜。
幸福大街并不大，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窄窄的街，两旁是矮矮的树、商店、平房。当夜色来临，佝偻的老人开始在树下缓缓挪动，衰败的暴露越来越没有顾忌。“幸福”这个充满润湿的诗意的词，在这里仅仅是伤感地成为一条窄窄的街道的名字吗？一条窄窄的街道和幸福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令人疼痛的相关吗？不过只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命名罢了。
可是，世界上会有多少名叫幸福的街呢？
“我一直以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善良和耐心，就可以拥有应有的幸福；”红喜用她细细密密的语言对我说，“我以为女人想要的无非是两种东西：幸福，或者死亡。我以为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不外乎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你除去所有包裹你的衣裳，赤身裸体地与他相拥。你们将在彻夜灯火的城市沉沉睡去。在所有剩下的夜晚，在世俗的喧嚣中，你要把他的手放在你的左边乳房，你要说，我的宝贝，我们要象冬眠的熊一样睡去，等到明年的春天再一起醒来；你要学会听从他的劝告，不穿任何衣服睡觉，学会和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肌肤相亲，学会用体温体会幸福的唯一方法，学会毫无保留的信任‘另外’一个人，学会天真、愚昧、盲目、悲凉地相信肤浅的承诺，相信在你睡着的时候他不会走开。另外的选择就是：你要和你的爱人疯狂造爱，不停地，毫无希望地；整个黑夜，你要狂喜而悲伤地尖叫，或者无声地哭泣，你感到他环绕着你，与你紧密相连而你却随时失去他；你有时停下来，只是为了喝一口冰凉的水。等到天亮，肉体彻底厌倦、崩溃，你毁掉了肉体，同时也销毁了灵魂, 你就可以离开他，我是说——永远；永远不再爱他，也不再和他做爱。”
如果有足够的年轻，就可以有足够的疯狂和决绝；如果有足够的慈悲，就会有足够的慧根，洞晓幸福的终极宿命。红喜，在我们还没有在幸福大街见到对方之前，我记得你曾经这么说过。
（二）
从那所二流大学毕业后，渐渐地离开了校园傍晚的落叶、水洼、栅栏的影子，离开了弗洛伊德、smashing pumpkins、性手枪、福柯、学潮，和固定女友定期的性交以及各种各样无中生有的疼痛回忆，我把我全部的家当装进了一个2000元的集装箱，而我本人则象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轻轻地落在了北京——所有外乡人的梦想中的天堂和心脏。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幸福大街的一个小巷的破败狭窄的居民楼。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清算了我身上的学院派文人的气味，最后我成为了一家周刊的房地产记者。我很忙，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如鱼得水。这个城市是无限宽容的，不管伤口是否愈合，它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年老妓女一样，随时充满温情地准许我们重新开始。
关于红喜的回忆从七年前的那个下午开始——充满世纪末隐喻的夏日末梢。和一切漂流在外，自力更生的外乡人一样，我多少有一点世纪末的恐慌和伤感。这个年份发生了很多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事情，比如：彗星坠落，桃花早开，日月全食，某块陆地的战火，某个岛屿的地震，某地的下岗女工在电视的感恩戴德，某地在富于象征意义的无邪童声中回归。但这些对这条名为幸福的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切肤之痛。也许我们只应该关心幸福。
那天红喜要来。
她没说为什么。
七年前的夏末，幸福大街，傍晚，82路公共汽车。我知道她一定会如约而来。
没错，就是我。在27岁的夏末的一个下午，我刚刚写完城市北郊某个小区的房地产的报道，看完美术馆的一次新锐画展，并且在单位收到了一位古怪少女的恐吓信，中间夹着一只蝴蝶的尸体，她极其甜蜜地扬言要嫁给我并杀死我，因为我毫无道理地拥有过多的CD和影碟，但我的确没有兴趣和一个初三的少女发生任何艳遇。当我在一个文人典型的斗室中，在70年代的德国电子音乐中心急火燎地撰写永远写不完的稿件时，电话铃和往常一样，神经质地响了。我抓起话筒，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我所不熟悉的。它很柔和，有一点沙哑，南方口音，这个声音形成一个柔媚的轮廓，影影绰绰的，有点轻浮，甚至可以说是放荡，但又有一些迟疑，一点矜持，一点撒娇的意味，或者，索性是调情。什么都是一点点，什么都是不完全。摸不透的，不着边际的。一个柔媚的三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娇憨的孩童的结合起来的声音。她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我就是。我等她说话。她却笑起来，低低地，仿佛很害羞，不知所措，象小小的草尖儿，撩拨着你，让你且恼且喜。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是红喜。
我关小了电子乐的音量，沉住气，用我最好的最自信的声音说：你好，红喜。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办法认识素昧平生的人。想象力和好奇心会促使我们远隔千里却促膝长谈，乃至通宵达旦。红喜便是在无数个陌生人中脱颖而出，与我成为虚拟的密友。和一个你想象中的人说话是富于刺激和挑逗意味的。有一次我在E-MAIL中告诉她，一到夏天我就会在屋子里裸行，写作。她说，这样我会脸红的。那时我尚且和我的女友住在一个屋子里，每晚做爱，但我看到这句话时，我忽然想到这个女人是在 |
|
发表于 2001-10-18 18: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