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剧场的乌有之乡/赵川

民众剧场的乌有之乡

民眾劇場的大戲
──光州2005“亞洲廣場”戲劇節前後
文/趙川

(一)
2005年5月18日到韓國光州，那天正是韓國民主生活裏的一個重大日子：光州暴動紀念日。5月30日，我們從只有兩個登機口的光州機場，搭乘直飛航班回上海。光州神命劇社兩位熱情女孩與我們依依惜別。
回來後，同去的一些人竟有些身心異樣。臺北的王墨林雙眼赤紅不退，體力一度崩潰。北京的陶子精神懈怠，一度鬱悶不振。事隔近一個月，我和為《三八線遊戲》做舞臺影像的湯光明，在上海紹興路一間陶藝館裏喝到大醉。平日沉穩的湯光明那天醉後，用韓語不斷吼叫“Kongsanmida”(感謝的意思)，三四個漢子都按捺不住他的掙扎。
光州的十幾天，我們天天像群流浪漢，在5.18文化紀念館邊上自由公園的長廊下和旁邊的臨時帳篷裏，吃早飯、午飯、晚飯和休憩；在那幾片草坪上或帳篷劇場裏看戲、聊天或喝酒。那是些奇怪的日子，我甚至都忘了是幾號或星期幾。

(二)
2004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突然接到電話，晚上快十一點，我和一個雙眼執著有神的韓國男子，在衡山路地鐵站對面的“寒舍”見面。他的漢語名字叫張笑翼， 是2005光州“亞洲廣場”戲劇節(Asia Madang)藝術總監。他來上海和北京看些人和戲。臺灣差事劇團的鍾喬看過我在臺北的戲《廁所的臉》，所以推薦。
隔了一天約在富民路“阿毛”吃飯。張笑翼總是很嚴肅，他說他做民眾戲劇，但和你們的“人民藝術劇院”做的不一樣，雖然用英語一說都是people，但你們的不關心他心目中的民眾。那天白天，他去了上海話劇中心，發現那裏做的也跟他不是一路，是商業的。
我們用簡單的英語交流。我說你名字裏有個“笑”字，但不怎麼笑。他示範性地笑一下，說在異地有些緊張，可能酒喝多點就好了。這頓酒飯上，他邀請我去2005年的戲劇節。喝酒時還用了韓國式的酒桌規矩。那就是照他們說法，自己杯中的酒只能由別人來倒，誰要自己添酒，身邊的人就會死掉。他沒說左邊的還是右邊，於是我們忙不迭給身邊人添酒。
之後不久我收到一封鍾喬的“備忘錄”。他是光州2005“亞洲廣場”戲劇節的核心成員。“備忘錄”中寫道：“首先，我們幾乎無法以現今出現在亞洲的各式藝術節來類比。說得更具體一些，現今種種亞洲的戲劇網路，幾乎甚少深刻切入民眾生活于歷史和現實的批判反思。但，發生於光州的戲劇聯演卻無可避免地必須具備這樣的性質，經由對於這樣性質的不斷質詢和討論，或許我們才得以稍稍拉出一個免于被文化商品所‘異化’的藝術表現。
……
最後，還想稍做強調的是：這個亞洲的文藝舞臺，是光州人民在歷經十數年舉辦城市藝術節，藉以紀念死難英靈以來，首度邀請來自亞洲具進步性的劇場團體……於是，我們似乎有了幾項共識，必須在事情發生之前，陸續被自主地完成。
(1) 確實做到對‘光州事件’及相關蜂起狀態的瞭解；這樣的瞭解至少初步幫助我們建構了亞洲的視野，幷從而找到一種有別於一般性質下的藝術節的意涵。
(2) 對於即將發生於2005年５月的聯演抱持至少一種穿透歷史迷霧的認知；當然,不同時代的亞洲人民會有不同的歷史意識。但，全然地認為記憶已從新時代抽離的想法，幾乎無法在光州的場域中找到任何藝術表現的相關性。這一點，是非常基本的認識……”
鍾喬的這份備忘錄上，有和張笑翼眼睛裏一樣的嚴肅。
我決定去光州。2005年初聯合了些不同職業背景的人，著手籌備一出名為《三八線遊戲》的戲。創作排練期間，凡有新成員加入，都會發“備忘錄”給他或她看。我覺得需要這樣一種慎重其事。春節大年初一那天，臺灣資深劇場人王墨林打來電話。他聽說我要做的戲，說三八線直接關係到海峽兩岸長達五十年的隔絕，這之中不能少了臺灣的聲音。他主動要來上海參加。我們的戲，到韓國後還加入了兩名韓國演員。

(三)
到光州第一天，自由公園草地上的帳篷劇場還沒有都搭好。轉眼就看到張笑翼，他正戴手套抱了一大捆帆布搬往帳篷邊。在這之後，幾乎每天在自由公園都能見到他。戲劇節閉幕後的那個早晨，在草坪上又遇到他，他在拆帳篷，顯得疲憊。他的眼鏡鏡片中間碎開了。他說一直到早上五點還在跟政府的人爭執，又沒頭沒腦地加一句，說都破裂了。
第一天在那裏搭帳篷的還有我沒看到的，或者說看了也還沒認識的日本導演櫻井大造。他也在為建帳篷劇場忙碌。櫻井大造的五官和體格都長得粗碩，頭髮遒勁彎曲，一個十足體力勞動者的樣子。他說在四十歲以前，就是個做散工的勞動者。櫻井大造的劇團野戰之月，七十年代初就遊走在日本的底層社會。他們在空地上搭起帳篷，做帳篷戲和社會抗爭。他的影響很大，戲裏常有砍掉天皇腦袋的場面。但這次他們並不做帳篷戲。這個帳篷劇場是他們為上海的《三八線遊戲》、北京的《切‧格瓦拉》和香港的《我的紅裙子》等搭建的。
有一個晚上，我們演完自己的戲，去看櫻井大造在草地上圍成的劇場裏演戲。平日在遇到，總有著日本式謙和的櫻井大造，舞臺上的表演卻厚重扎實，場氣十足。他的戲，舞美簡單卻非常講究。他用魔幻式的故事，講社會政治，講生命和死亡。結尾時，用黑幕圍起來的臨時劇場突然被拉開一邊，外面是延伸的草地和一條斜伸向樹叢的小路。戲中暗示，櫻井大造飾演的角色是具死屍，身上日益散發腐臭的味道。他嘴角流出口水，邁開沉重的步履，拉了一輛裝過屍體的已經鏽壞的車子，向外越走越遠。這時他和車子經過的道路兩邊，突然連續噴射出煙花，在光州夜空裏綻放，死屍和拉死屍的車子，在這璀璨和迷茫之中無法回頭。
與櫻井大造一樣在草地上圍出劇場，又搭起觀眾席和燈光架演出的，還有鍾喬的戲《潮喑》。鍾喬頭上包了塊毛巾，在露天日頭下搭台，排戲，臉曬得黝黑，鼻子上的皮都爆開了。鍾喬是個詩人和左翼知識份子，曾一度擔任臺灣《人間》雜誌總編。這些年裏，他和他的差事劇團，與亞洲地區另一些劇場工作者們深入農村、碼頭等，通過劇場的力量，幫助那裏的人們反抗壓迫。張笑翼正是在九十年代受到他們的影響和精神感招，投入民眾劇場。不過，鍾喬自己說，近年他的劇場作品已轉向魔幻風格。
《潮喑》去年在臺北老兵聚居的底層社區寶藏岩演出，引起較大反響。戲中出現存在於臺灣的各種老兵或他們的靈魂。這些人或是曾被日軍徵兵的臺灣原著民和臺灣籍子弟，或是跟了國民黨戰敗到臺灣的外省人，甚至還有紅衛兵。他們的人生目標早已在歷史更迭中失去價值，與曾駕馭他們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又充滿挫折。在那個島上，他們都成了身份堪疑的孤魂野鬼。
“亞洲廣場”正式開幕後過了幾天，草坪上或吃飯的地方，開始出現一個白髮披肩的長者。他是香港的莫昭如，也做了多年民眾劇場。他不同于鍾喬的文藝氣息，是另一種洋派和優雅。他帶領的[重播]playback劇團，在帳篷裏用“一人一故事”的演出方式，展現在場觀眾對戲劇節和二十五年前光州暴動的感受。
莫昭如早年投身社會運動，受美國七十年代Jonathan Fox的先鋒戲劇樣式“一人一故事”打動，遂將此劇場形式在香港、菲律賓、臺灣、尼泊爾和孟加拉等地的民眾社區中推廣。一人一故事由主持人將觀眾請上臺，聽他講述一段切身感受或故事後，由演員現場即興表演出來與觀眾分享。在莫昭如的工作坊上，他跟我說，沒有權力講故事的人，是受壓迫的人。
一起從香港來的除[重播]劇團外，還有[無言天地聾啞劇團]。他們的戲《我的紅裙子》由美國人Dan Chumley導演，才從上海演完過來。那幾天自由公園草坪上唯一的西人Dan Chumley，是個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他個子不高，每晚吃過飯，總會從隨身帶的包裏拿出球拍和球。球拍有兩個巴掌那麼大，他包裏有十幾張，這是種可以許多人一起玩，簡單，沒有輸贏的遊戲。在公園中間的草坪上和他一起玩球，一直可以玩到暮色昏沉，帳篷裏的戲就要開場。Dan Chumley 1959 年時已組建了第一個劇團。但如今，不論是在他的工作坊還是在草坪上，他都身手敏捷、矯健得不輸給年輕人。
在Dan Chumley為期四個半天的工作坊裏，他做的是如何運用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民間喜劇方式，來表現身邊的社會議題。他每年都至少會做一出大型戶外政治喜劇，因此對肢體表演非常有經驗。無言天地演出的《我的紅裙子》，在他指導下富於表現力。那出戲是根據一本自傳改編，以一個十歲柬埔寨女孩的經歷，講波爾布特紅色高棉政權下人民的艱難命運。Dan Chumley早年投入左翼社會運動，和亞洲的劇場工作者合作多年。對於民眾戲劇的界定，他以多年的經驗說，凡涉及社會改造的劇場都可以稱為“民眾戲劇”。
“亞洲廣場”上另一個身份有些特殊的人，是臺灣劇場人王墨林。他是臺灣小劇場中的元老和“異議”份子，跟鍾喬、差事劇團和櫻井大造都有合作。但這次來光州，卻是作為上海[草台班]的戲《三八線遊戲》的藝術指導。開幕前晚，所有戲劇節參與成員聚會，叫到臺灣那邊，他們要他站一起，輪到上海亮相，臺灣的也拿這個鬍子花白的人起哄逗樂。
其實那幾天中，接觸最多的當然還是韓國劇場工作者。光州戲劇節用的名字是Asian Madang──亞洲廣場。“廣場”的說法源自韓語“廣場劇”。韓國民間有聚會演戲的傳統，在日本殖民時期曾被壓制和禁止，戰後民主化運動中，韓國的民眾戲劇工作者深入農村田邊，讓這一傳統農民廣場劇又活了。他們在戲劇節也幾乎都是在草地上圈出場子，光天白日就演了。他們的戲全是關於民眾抗爭。
但那些天，我們最多的不是談戲或藝術，而是彼此急需溝通的吃喝拉撒。光州兩個主要劇團本地人劇團和神命劇團的編導和演員，也是“亞洲廣場”戲劇節的義工，管機場旅館接送，安排住宿吃飯，安排演出排練或購物看病。這些人在大日頭底下跑來跑去，磕磕巴巴地用英語解釋，累得賊死，卻脾氣都好得要命。
神命劇團的表演從韓國民間戲劇吸取養份，餵養現實題材創作。他們在戲劇節上演的《起義者》，就挪用了傳統歌舞。有一回和接送的司機聊起，原來她就是劇裏的女主角。她演出時臉上的妝畫得像臉譜，所以下臺認不出。晚上，一夥來自各國的劇場人圍坐桌邊，她殷勤地燒烤五花肉給我們吃。還有那個叫羅昌振的［本土劇團］的編導兼舞者，瘦瘦高高，每天跑來跑去處理瑣事，笑嘻嘻地跟人打招呼。那個清涼的午夜，在當年獨裁者的軍隊殘殺抗暴市民的同一時刻，［本土］劇團在道府門廳前演出紀念舞蹈。那個瘦高的人裹一身白，緩緩倒下，扭曲掙扎。
五月光州的天氣份外明朗，野花盛開。在這些多年交往與合作的亞洲民眾劇場工作者中，中國大陸的團體和劇目是第一次出現在這種活動中。北京的《切‧格瓦拉》劇組和顧雷帶領的以學生劇社為班底的［太陽劇社］、上海的［草台班］等，都頗受重視。除了《切‧格瓦拉》劇組的女孩們看似另有心思，其他多數人都在那片草坪周圍觀看，交談，體驗，各自經歷到不同尋常的心靈錘煉。

(四)
從外部看，整個光州，就像是為當年反抗受美國支持的全鬥煥軍事獨裁的光州暴動，而存在的一個紀念儀式。這樣的儀式讓人通過與過去的聯繫，塑造今天存在的身份和方式。對於光州，在種種對光州事件的祭奠中，人們找到了自己在韓國政治生活，乃至在亞洲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和存在份量。光州的2005“亞洲廣場”戲劇節也不例外，一切從儀式開始。
在光州的十幾天裏，各劇團都被安排在1980年關押暴動市民的監獄裏住幾天。那是在一座軍營裏，牢房三面是牆，一面鐵柵欄。當年一間關押五百多人，我們也就住十來人。一人一個睡袋和墊褥，睡在有木板架起的地上。有點難受的是個別人徹夜的鼾聲。
在光州我一共磕了五個頭。第一次是開幕式，祭拜的是光州事件中抗爭的死難英烈。在一張席子上跪下，前面供著豬頭和生果，我接過一碗韓國米酒供上，磕兩個頭，然後起身喝酒。張笑翼在一邊小聲提醒，少喝點，很烈的。那天在我們各外國劇團磕頭之前，還有很多韓國人講話，磕頭，隆重得很。後來一次是在快閉幕前，只磕了一個頭，為了要畫圖騰柱。組委會為每個劇團準備了一根圓木，由我們自己畫了寫了，準備豎在自由公園草坪邊。最後磕的那有兩個頭是在閉幕式上。照例面前是豬頭、生果和背景中的5.18文化紀念館，我磕罷頭喝酒。這次把碗裏的酒都喝了。
那種看起來像米湯水一樣的米酒很爽口。鍾喬說叫“馬過力”。開始因為在祭拜上喝了，覺得有點神秘。住多幾天發現超市里就有賣，而且便宜，價錢比在上海超市買同樣大瓶的水還便宜。這種酒喝到嘴裏醇厚，像江南人家釀的米酒。光州自由公園的帳篷劇場裏，正舉行開幕或閉幕後上百口人的席地大宴。滿地食物水果，米酒外再加上不錯的韓國清酒和啤酒，我們的酒杯總是很快被旁邊人倒滿。於是很多人醉了，笑了，倒了，說真話了，哭了，鬧了，睡了。帳篷外，公園草坪上夜空清涼，夜風襲襲，不時有美軍飛機喧囂掠過。想想天上、地下、身體外和腦子裏的劇場，在光州經歷的正是場綿延不斷的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