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旧中国富豪在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连载中)

上海版寺岛进

『天涯杂谈』旧中国富豪在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连载中)



PS：这个比较有点意思，我整理了一下转过来了，可以看看
http://www6.tianyaclub.com/publicforum/Content/free/1/338387.shtml


者：周大先生 提交日期：2005-9-13 23:48:00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明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待续）





响亮的喷嚏:
　　
　　你这问题的提出，与49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为何绝大部分不逃台，实属一个问题。有两句古语，一个是“世事难料”，一个是“形势比人强”，就可概括那一段历史。且不说什么“民心向背”之类，仅1949年以前，蒋公治理下的区域吏治是如何糜烂，经济是怎样的崩颓，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万民嘈嘈，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已是日见穷途，一般百姓更是望鼎革如盼日出。你怎么能责怪那时的人失去了基本判断力了呢？
　　解放军横扫江北江南，纪律严明，市井不惊，虽然有人跑，但并未出现如抗战之初的难民潮。跑的多是权贵、贪官一流，他们不逃的话，自知有一天会遭清算。也有下层公务员、官兵，但被裹胁而去的居多。走的时候，是一派“仓皇此庙日”的凄凉与狼狈。梢有一点理性的人，谁能去做那个垮杆儿了的政权的殉葬品？
　　至于去欧美，毕竟是人家屋檐下，那样大的产业，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存折上有几个存款的富户，是可以轻易言搬迁的么？
　　历史如此，我们又怎能苛责前人呢？具体情况，我今晚细说。




什么贵族，大多是爆发户。只不过比俺们早了一点将腿上的泥洗干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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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对，辛亥之后，国乱不已，前清“贵族”，多不事生产，靠变买家当、吃租子延续寄生生活而已。我先祖父的父亲，就是一小镇上的平民，先祖父的爷爷，则完全是一泥腿子。先祖父连小学都没念完，就因贫困而辍学，因天资聪颖，自学成才，以一介书生进入商界，成为巨富。到我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又“泯然众人”矣！我生平见过的纯种马，是在生产队的种马站；坐过飞机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买衣服到街边小店；就差一点要靠领“低保金”过活了。
　　
　　从先祖父的人生足迹看，确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各位年轻人，要奋斗，都还来得及。至于当前中国的亿万巨富，或正或邪，当然是有，我看皆隐蔽于民间，断不可能在网上自夸家世。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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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谁也不会想到，资本家有一天会不属于人民，甚至成了人民之敌。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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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至于我先祖在1949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不敢多言。因我是出生于“红旗下”的，又未见过先祖本人，所以不敢造次。我家里曾有几大本相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可传达出一些信息。先辈虽富甲一方，但那是股份公司资产，不是个人帐户存款，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先祖为人淡泊，鄙视享受，基本可以说是布衣蔬食。从照片上看，办公室、会议室的格调，与八十年代前我们的乡政府差不多，奢华用品一概没有。先祖是卧薪尝胆，借钱创业，一手一脚干出来的，所以也严格约束子女不得奢华糜费。
　　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个“土老帽”。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对公司管理理念的归纳，在现代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仍不过时。他的公司经营所涉行业之广，至今中国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可及。
　　唯一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奢华之物，是公司配给的一两黑色轿车，究竟是“雪铁龙”，还是“福特”，因看照片时我年纪还小，故不甚了了。就是那种有很宽的车轮档板，车后面背个轮胎的老爷车。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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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自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人们没有不认可的。言说历史，最容易有强烈的爱憎。治史者，有时冲动起来会蒙蔽真实。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面能讨好观众的旗子。于是，各种尘埃中的人物，被掘出来打扮登场了，陈寅恪也成了“自由主义斗士”，顾准也成了“自由主义先知”，李慎之也成了“自由主义普罗米修斯”。但是我不信。他们这类人，几乎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渊源，一度不合时宜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土壤上长出的蘑菇。自由主义一泛滥，大家就把问题简单化，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如此。但我自是要尊重历史，有一说一。尽管，在“自由主义”大卖场盛行的今天，不断有年轻人嘀嘀咕咕，说“公司合营”是将私人资本“透畀豺虎”，是国家吞掉了私营企业。但历史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民营资本家，确实是在公私合营后消亡的，这是大不幸。但这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他们当时纵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这历史的八卦阵。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中共在进城之前，已有了清晰蓝图。与“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同，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对中共革命与苏联不合的种种举措，斯大林甚为反感，曾经讥讽毛泽东为麦其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其琳，就是人造奶油，意谓假货。可见，中苏革命方式，还是大有差异的。建国后，中共没有像苏俄那样，剥夺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强迫资本家去劳动，而是让资本家生意照做。至于“纯粹的社会主义”，留待将来再说，将来能有多远？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期限，计有“十五年”、“二十年”和“二、三十年”三种说法，总之不着急。
　　1949年的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是63.3%，举足轻重，中共显然不会蠢到要一锤子把私营企业砸烂。立国之初，国家强制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把它们直接转变成国有经济，当然，这部分资产很重要，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时候，中共与私人资本双方，还是处于和谐的“共存”状态。中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与私人资本打交道，向私人资本订货和提供原料，按“市场经济规则”办。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私营和个体经济都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白纸黑字如此，事实上也大致不差。从开国，到1954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格局，我们现在的人，太熟悉了，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差不太多。这一时期，政府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政策，不过是“利用、限制、改造”而已，绝没有“剿灭”这一说。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一个具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行业自律”什么的，总体上还属于理性范围。唯一留下灾祸伏笔的，是监管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群众运动”。现在的人，连小孩都知道了，中国的群众是万不能“运动”的。自建国以来，只要群众一“运动”，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伤了民族元气的。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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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写文章，向来不愿意引用数据和史料，一用，就显得“冬烘”，且在“数据政绩”成灾的今天，大家也不是十分信任数据。但谈50年代私人工商业消亡这个问题，离开背景是根本谈不清楚的。为了不至信口开河，我不得已引用了一点点数字和史料，还望包涵。我在50年代初，还是个襁褓中的孩童，不可能对家族命运有感知，老人也不十分愿意讲细节，所以，在谈稍稍宏观一点的问题时，我只能借助一下公开资料。想来有关那时私人资本的资料，比现在的市县业绩统计报表可信度要高得多吧，其原因，我在下一节谈。

utomorrow

期待继续

本能革命

我爷爷给公私合营了,我外公给收归国有了

pulpmania

是荣氏家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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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轮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待续）



(7)
　　
　　自从伪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在对历史的评价上，我们这里流行“大翻盘”，即，过去说好的，现在统统说不好就是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对进城之前的中共，充满了蔑视，动不动叫一声“土八路”。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不留神，就拿下了江山。但我不这样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中共的武装人员，主体是农民确实不假，但中共从创建之始，其高、中层干部，却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目标清晰、意志坚定、务实和非常懂策略的人。否则，数万之众怎么能从封闭的山沟里杀得出来？
　　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徘徊，发现当年达官贵人的老宅院，至今仍保留着“文化积淀”，神韵犹在。这让我感叹不已：这样的一种优雅、富贵与权势，怎么可以想象，竟是被数千里之外一群赤脚烂衫的“泥腿子”给拿下的？仅仅说是依靠道义与人心，恐怕还不足以成事，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
　　然而进城以后，情况大不相同。没有了强大的敌对力量，不需要再争取中间群众，没有谁再能制衡执政者了，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了。所有的政令一出，全是一片叫好。过去需要小心争取的民众，现在则成了驯服臣民，过去直接影响战争力量消长的民意，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上达了。批评消失，颂歌盈耳，这种环境对执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无限自由”的状态下，发令者最容易做蠢事，弄不好，会有塌天的大乱子。
　　建国之初，过去的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又给执政者增添了“救世”色彩。那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但在凯歌行进的同时，悲剧也同时在上演。几乎在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同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种超越法制，不要政策约束，在笼统含糊的号召下，以发动群众为手段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大规模整肃运动，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最大的，远超过经济失误与文化控制。
　　在过去，发动群众，是陷蒋氏于汪洋大海的办法。而后来，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伤害的都是自己人，是一大批本来已经表示真诚拥戴的民众。历史就这样令人不可琢磨：你说，一个牧羊人，为什么总要跟自己的羊群过不去呢？
　　从1950年起，就不断有思想文化界的“运动”，有的还要人人过关。比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要求批判崇美恐美思想，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还仅仅是虚的，实际动作的也有，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清理旧社会基础的运动，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可质疑，但在法律之上的这种整肃，没有不超范围的。现在看来，其中的过火行为、扩大化、违反政策、冤案也是有的。不过一笔旧帐，无人再理会罢了。
　　在我看到的公开史料中，关于土改中农民群众的过激行为的记载很不少。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场合，常有群众要求将地主和富农分子当场打死。对这种失控状态，土改工作队在多大程度上能防范、制止、纠正？很难说清。历史的冤案或“扩大化”，往往对象是当时“公认的罪人”，是在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氛围下，才会大量发生。
　　本来，已经很驯顺的民族资本家阶级，不属于地主或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类“旧社会基础”，完全可逃过一劫，并且起码可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平安。但是，造化弄人，祸福不可说。“五星”中的这颗星，竟是解放后第一个遭难的。
　　遭难的背景是，在野党执了政，土包子进了城，有人会腐化。这是规律，毛泽东早就担心，在延安他就激赏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怕共产党成了李自成，坐不长久，于是在这方面很警觉。
　　1952年，民族资本家们万想不到，一场大难临头了。祸起哪里？个别的腐败官员。元旦那一天，资本家们惊闻一声号炮，一个要让他们心胆俱裂的“运动”开始了。

上海版寺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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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个狂飙突起的运动，实际是两场并在一起的运动，发动时间前后仅仅相隔24天，结束于半年后的同一天。打击对象，一为党内腐败分子，一为民族资本家中的“五毒分子”。
　　我出生于1952年，这一年，风云突变，给我的一生留下终身的胎记。这一年的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此为“三反”运动。从公开的文件与媒体上的舆论看，这个运动无可非议。一个缺乏有效制衡和廉政机制的权利结构，必然要发生贪污腐化，很难避免。其腐化的“冲动”与顽强，已不是道德力量、舆论力量与纪律法规可以束缚得住的，而且有普泛化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人，应该非常能够理解，对于贪污腐化，不要说开展“三反”，就是开展“十反”、“八反”都是应该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反”是以什么方式来反？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反”会有什么样的伴生效应？
　　当时，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动相当快，1月 4日，中共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布强硬指示，内容为： 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拖延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月5日，周恩来因政务院实施新税制（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周恩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于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这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表态，预示着中共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熟悉“胡风案”和“反右”运动的当代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了。三年来民族资本家的“艳阳天”结束了，这颗曾经是“五星之一”的阶级，成了敌对的力量。
　　那么，官员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使得中共高层发了这样的雷霆之怒呢？情况在报告中有所涉及，大致如下：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50公斤。还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成了“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 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1951年发现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后来运动在高潮时，就拿他们两人祭了刀。讲话发布后，全国的国家机关，立即开展了三反运动，声势惊人。
　　打贪官，反贪污，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内部出了问题，怀疑是敌人所为，这是战时的一个普遍思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海南的“地下学联”冤案，都是这一思路的悲剧结果。这一次“三反”、“五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台湾不可能派人来搞腐蚀拉拢，于是，确定民族资本家中间的部分人是头号敌人，罪无可逃。1月26日，中共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以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运动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2月1日，最高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判处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死刑。10日，遵照最高法院命令，河北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由河北省广播电台向全省播放大会实况。河北法院临时法庭判处35岁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37岁的副书记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两人毙命后，“五反”从大中城市迅速推向全国。资本家，人人都要过筛子。
　　既然是敌人，就要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罪证。 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旧人民币11亿元，而且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还有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社论说：“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交易中，获得暴利。”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怒斥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
　　公开史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罪行，触动了人们最原始的“正义感” 。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民族资本家，无论毒不毒，其形象一落千丈，几乎是人人喊打。
　　“三反”、“五反”运动的具体程序，形式上是照搬土改——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审查、勒令交代、退赔，触犯法律的判刑。
　　现在来阅读公开史料，看到的不过如此。说资本家“吸血”、“残忍”、“没良心”，一点都不冤枉。“五反”打压了一下资本家，也是天经地义的，非常符合民意。但是，这些“罪证”的可靠性与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其中，有一些是禁不起“钩沉”的。
　　如果我们把帷幕拉开一角，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后来“反右”、“文革”的运动模式、思维方式与“斗争方法”，在“三反”、“五反”中，全有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有“五反”，后就必然有“文革”。在“三反”、“五反”中，某些工作队表现出来的粗暴，违法和非理性，很难让人把他们与进城时的文明之师“老八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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