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阿尔托《残酷戏剧》

《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　作者：安托南·阿尔托(法)

　　《序：戏剧与文化》

　　生活本身步履维艰，人们此刻却大谈特谈文明与文化。这是一种奇怪的同步现象：一方面生活日益崩溃，导致目前人心沮丧；另方面人却关心文化，尽管这个文化与生活从未契合，但其使命却是指导生活。

　　我们最需要的是生活，是相信使我们生活下去的东西，是相信有某个东西能使我们生活下去。

　　尽管我们高声呼唤魔力，我们内心却惧怕一种全部在真正的魔力下发展的生活。

　　我们可以开始从文化中引出一个想法来，它首先便是抗议。
　　抗议人们强加于文化的荒谬已极的狭隘观念，将文化贬值为某种难以想像的先贤祠，这便导致对文化的偶像崇拜。
　　抗议人们对文化的分割概念，仿佛一边是文化，另一边是生活，仿佛真正的文化不是一种理解生活、实践生活的精细手段。

　　真正的艺术，是通过它的激奋与力量起作用的，而欧洲的艺术理想则努力使精神沉入一种与力量相剥离，对激奋采取观望态度的状态之中了。这是一种怠惰的，无力的思想，无疑，短期内它会趋于死亡。

　　《戏剧与瘟疫》

　　外界事件、政治冲突、自然灾害、革命秩序及战乱，当它们转移到戏剧中时，进入了观众的敏感中，观众就会带着流行病的狂热来观看。

　　如此彻底的社会灾难，如此的机体紊乱，如此的人欲横流，如此的压榨灵魂到极限的驱魔咒，这些都表明存在着一种状态，它象征着一种极端力。

　　戏剧使我们身上沉睡着的一切冲突苏醒，而且使它们保持自己特有的力量。给这些力量以命名，这些名字被我们尊为象征，于是在我们眼前爆发了象征之间的冲突，它们相互间凶猛地践踏；而且，只有当一切真正进入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只有当舞台上的诗维持已实现的象征并使其白热化时，才有戏剧。

　　安娜贝拉被捉，被证实犯了通奸罪、乱伦罪，被人践踏，被人羞辱，被人抓住头发在地上拖，然而她没有找任何托词，却仍然向她的刽子手挑战，而且固执而英勇地歌唱，这使我们惊愕不已。这是绝对的反叛，这是始终强烈的、完美的爱情，此时我们观众不免因焦虑而忐忑不安，因为显然什么也阻止不了她。
　　如果人们寻找一个例子来表达反叛中的绝对自由的话，那么福特的《安娜贝拉》就是这样一个与绝对危险的形象相联系的诗意例子。
　　我们以为已经到达恐怖、流血、践踏法律的顶峰，到达反叛所尊崇的诗意的顶峰，其实不然，我们还得往前走，带着一种什么也无法止住的眩晕。

　　戏剧中也有一种奇特的阳光，一种具有异常强度的光，在它的照耀下，难以置信的、甚至绝不可能的事物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正常环境。

　　戏剧与瘟疫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促使人看见真实的自我，它撕下面具，揭露谎言、懦弱、卑鄙、伪善，它打破危及敏锐感觉的、令人窒息的物质惰性。它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威力、暗藏的力量，从而激励集体去英勇而高傲地对待命运。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滑落的、在不觉察中自杀的世界里，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核心，它的成员能推行这种崇高的戏剧观，并将自然的和神奇的戏剧归还我们，以替代我们不再信奉的教条。

　　《演出与形而上学》

　　空间诗意，它是一种创造某种能与字词形象相等同的物质形象的空间诗意。
　　这种十分艰深复杂的诗意具有众多手段，首先是舞台上使用的一切表达手段，例如：音乐、舞蹈、造型、哑剧、摹拟、动作、声调、建筑、灯光及布景。
　　每一手段都有其特有的、本质的诗意，然后又有一种与其他表达手段的组合方式中所产生的讽刺性的诗意。
　　这种空间诗意的形式，属于符号语言。

　　直接哑剧，其中的动作不是表现字词或句子，而是表现理念、精神态度、自然现象，而且表现方式具体而有效。

　　辩论很少达到社会性的高度，很少对我们的社会及道德制度提出诉讼。我们的戏剧从来不考虑这个社会及道德制度是否极不公平。
　　而我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极不公平，应该摧毁。我们的戏剧甚至没有能力以应有的炽热和有效的方式提出问题。

　　当代戏剧是人性的也是反诗意的，除了三四出戏以外，我觉得它发出腐朽和脓血的恶臭。

　　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真正的诗意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正是它的形而上学份量，它的形而上学效率构成了诗意的全部价值。

　　与具有心理学倾向的西方戏剧相反，东方戏剧具有形而上学倾向，其中大量密集的动作、符号、姿态、音响，构成了导演和舞台语言，这语言在意识的各个领域，在各个方向发挥其全部有形的、诗意的效力，它必然推动思想采取深刻的态度。

　　戏剧在我眼前仿佛是一个冷冻的世界，艺术家们举止拘束，其手势毫无意义，声音听起来响亮，但落地破成碎片，音乐简化为符号淡漠的简谱音阶，照明的光亮本身凝固了，并与动作的轨迹一致－－而在这一切的周围是光彩夺目的、身着黑礼服的人，他们在白热化检票处前争夺收据印花。从今以后戏剧机器仿佛只沦为它周围的一切。而正是因为戏剧沦为周围的一切，所以它沦为一切非戏剧的东西，所以它的气味使有鉴赏力的人觉得恶臭。

　　使有声语言成为形而上学，意味着让语言表达它通常不表达的东西。

　　用咒语的形式来观察语言。

　　以这种诗意的、积极的方式来对待舞台上的表现必然使我们放弃戏剧从前所具有的人性的、现实的和心理学的含义而恢复它宗教性的、神秘的含义，这种含义正是我们的戏剧所完全丧失的。

　　《炼金术的戏剧》

　　炼金术和戏剧一样，都是所谓具有潜在可能性的艺术。

　　我们可以称作的物质的哲学状态，它已经引导精神对自然分子进行炽热的纯化、单一化和精化（从极为简单的、纯粹的意义上讲），引导精神去支配操作，而这种操作，由于一层层的剥离，使精神得以按照精神平衡线去重新思索，重新构思固体，使之最后还原为黄金。人们不大觉察，标志这项神秘工作的物质象征主义在精神上多么酷似另一个平行的象征主义，酷似某种理念和表象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使戏剧中的一切戏剧性才得以表现，并在哲学上相互区别。

　　本质戏剧原是一切崇拜仪式的基础。

　　《论巴厘戏剧》

　　巴厘剧团的的剧与我们欧洲所谓的心理剧毫不相似；它使戏剧恢复为自动与纯粹的创造，并充满幻觉与恐惧。
　　戏一开始便有幽灵上场，或者说，即将推动这个家庭短剧剧情发展的男女人物首先以自己的幽灵面目出现，并被置入戏剧人物所特有的幻觉之中，然后才推动这个象征剧的情节发展。

　　演员穿着几何形的长袍，仿佛是拟人化的象形文字。

　　巴厘人对各种生活情景有特定的动作和极为丰富的模拟手法，从而使戏剧程式恢复其崇高价值。他们向我们显示：某些程式，一旦被融会贯通，并巧妙地付诸实施，便具有效力和高度的感染力。这场无懈可击的演出之所以给予我们欢悦，是因为演员们使用了数量精确的有效动作，可靠与适时的摹拟手法，特别是因为这些表演手法和有效符号的设计都经过精神的粉饰及深刻细致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感到，它们虽经千年，效力未减。机械性地转动眼珠、撅嘴、肌肉恰如其分地抽搐，这一切为了达到精心策划的效果，其中容不得任何即兴动作。......奇妙的是，这种经过可怕的精心策划的戏竟然给人一种丰富、新奇、妙趣横生的感觉。

　　演出中的一切都经过完美的、数学式的精心计算，没有任何一点是出于偶然或个人的灵机一动。

　　这些机械似的人物使我们感到恐惧。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似乎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听从经过锤炼的程式和来自神灵的旨意。剧中仿佛有一种上天授意的生活，这一点使我们惊奇不已。演出具有神圣祭祀的庄严性。

　　在巴厘剧团的这类演出中，有某种东西消除了娱乐性－－即我们戏剧所特有的、只持续一个晚上的、无效而造作的表演。巴厘戏剧完全基于物质，基于生活，基于现实。它具有某些宗教仪式的庄严性，因为它从精神中排除了可笑地模拟和模仿现实的念头。那些繁多的形体动作具有一个目的，直接目的，而且用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立即感到它的效果。它立竿见影、直截了当地激起了它所瞄准的思想，它所试图创造的境界，它所提出的神秘答案。

　　演员的服装构成了有生命的、活动的、真正的象形文字，而在这具有三维空间的象形文字上又点缀着一定数量的动作和神秘符号，它们影射某个传奇性的、隐秘的现实。

　　《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

　　问题不在于取消戏剧中的话语，而不于改变其作用。......改变戏剧中话语的作用，这就是从具体的空间的角度使用它，使它与戏剧的空间性和具体方面的涵义相结合。......戏剧的这个目的与广阔的形式表现的诸多可能性相等同，由此产生了空间诗意的概念，这种诗意是与巫术相混同的。

　　《与杰作决裂》

　　我们生活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无可奈何，也无法逃脱，而对这种处境我们每人都有责任，我们中间最革命的人也不例外。窒息空气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一切写出来的、列出来的、画出来的东西，总之已成形的东西毕恭毕敬，仿佛表达尚未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仿佛事情尚未处于应该大破然后大立的境地。
　　应该和杰作的概念决裂，杰作只属于所谓的精英，群众根本不懂。
　　过去的杰作对过去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有权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说已经被人说过的话，甚至不曾被人说过的话。我们的语言是立即的、直接的、符合现今的感知方式，而且人人都能懂。
　　责备群众缺乏崇高感，这是可笑的，这是将崇高与某种形式表现－－而且永远是死去的形式表现－－混为一谈。如果说今天的群众看不懂《俄狄浦斯王》的话，我要说那该归罪于《俄狄浦斯王》，而不该归罪于群众。

　　今天的群众为火车车祸而战栗，他们还经历了地震、瘟疫、革命、战争，他们对爱情的混乱的痛苦十分敏感，他们完全能够达到这些崇高的概念，而且求之不得，但问题是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他们讲话，问题是这些事物的概念不能通过礼服和虚假的话语传到他们那里，因为这些礼服和话语属于已经死亡的时代，永远不会再生。

　　在此重申几点：已经说过的话不应再说；一种表达法不能用两次，其生命没有两次；话一出口便已死亡，它只在出口的一刹那起作用；已使用过的形式不能再用，要寻找别的形式；戏剧是世上唯一的做过的动作不会重复两遍的场所。
　　群众之所以不来看文学杰作，正是因为这些杰作是凝固的，而且它们的凝固形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
　　我们不应该指责群众和公众，而应指责我们在自己与群众之间所设置的形式屏障，还有那种新偶像崇拜－－资产者及在我们身上所采取的形式混为一谈，而我们的精神状态是附庸风雅、矫柔造作、唯美主义，因此公众无法理解。
　　指责喜好蹩脚戏剧的公众趣味低下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戏。

　　群众之所以不再去剧场，戏剧之所以最终被我们大家视作一种低级艺术，一种粗俗的娱乐方式，一种发泄低下本能的手段，其原因就在于有人总是对我们说，这就是戏剧，即谎言和幻觉。

　　戏剧向群众所展示的仅仅是群众在镜中的倒影。

　　如果说莎士比亚及其追随者不断向我们暗示为艺术而的观念，即一边是艺术，另一边是生活，那么，只要外界生活仍维持原样，我们完全可以躺在这个无效和懒惰的观念上了。然而大量的现象使我们看到，过去使我们生活的一切不再存在，看到我们大家都成了疯子，绝望者和病人。所以我呼吁我们作出反应。

　　不论已经完成的东西是多么美，多么有价值，如果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它就使我们僵硬、停滞、妨碍我们去接触它下面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作思想的活力、生命力、交流的决定论、月亮的盈堀或者别的什么。

　　应该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都准备接受战争、瘟疫、饥荒、屠杀，那我们甚至不必说话，只要继续干就行了，继续当我们的雅士，继续争先恐后地去聆听某位歌手，去观看某个杰出的、但不超出艺术范畴的演出，去参观某个小幅画品的展览会，在那些画中不时出现一些强烈感人的形式，但它们仅仅是偶然的，我们并不真正意识到它们可以唤醒何种力量。
　　这种经验主义、偶然性、个人主义、无政府状态应该中止了。
　　个人诗也应该结束了，它对诗作者的益处大大多于读者。
　　应该结束这种封闭的、自私的、个人的艺术的一切表现。

　　以高级方式、最困难的方式使用戏剧，那么戏剧便能影响事物的面貌及形成。

　　因此我主张一种残酷戏剧。......我说的残酷是指事物可能对我们施加的、更可怕的、必然的残酷。我们不是自由的。天有可能在我们头上坍下来。而戏剧的作用正是首先告诉我们这一点。
　　或者我们将通过现代的、当前的方式回到关于诗以及戏剧中的诗意的高级概念（它隐藏在古代伟大悲剧作家所讲述的神话中）；我们将再一次支持戏剧的宗教概念；我们将在自身重新找到活力，这活力最终创造秩序并使生活价值回升。或者我们立即、驯服地放弃，承认我们只能适应混乱、饥荒、流血、战争和流行病。

　　我主张通过戏剧恢复一种观念，即对形象及引发焦虑的手段的具体认识，就好比中国医学了解人体全身的穴位，只要扎这些穴位，它们就会反应，赶到最微妙的作用。

　　戏剧是世上仅有的处所，我们仅存的整体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达到机体，而且，在目前所处的神经质和卑俗时期，我们可以用戏剧击败卑俗，它会不堪一击的。

　　我主张像弄蛇一样对待观众，通过观众的机体而使他们得到最细微的概念。
　　先是用粗犷的手段，这些手段逐渐细腻起来；但粗犷的手段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

　　戏剧不应模仿生活而应尽可能地与纯粹力量相联系。

　　这种戏剧放弃心理分析而讲述非凡的事。

《戏剧与残酷》

　　一种戏剧观已经消失。如今戏剧仅仅使我们进入某些傀儡的内心中，使观众成为看热闹的人，因此精英们对戏剧不屑一顾，大部分群众则去电影院、杂耍歌舞剧场、杂技场寻求强烈的满足，而且总是满意而归。
　　我们的敏感性已经磨损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戏剧来使我们－－神经和心灵－－猛醒。

　　为了人四面八方抓住观众的敏感性，我们提倡一种旋转演出，舞台和戏厅不再是两个封闭的、无任何交流的世界了，旋转演出将它的视觉和听觉形象散布在全体观众中。

　　我们想使之复苏的是一种总体戏剧，在这种观念中，戏剧将把从来就属于它的东西从电影、杂耍歌舞、杂技、甚至生活中夺回来。

　　如果我们善于不时地使空间里出现适当的沉默和静止的话，那么，充满形象和声音的空间也在说话。

　　格吕恩瓦尔德或鲍斯的绘画中的某些形象清楚表明了戏剧演出可能是什么样子：好比是在某位圣者的脑中一样，外界自然的事物将表现为诱惑。
　　在这种表现诱惑的演出中，生活将失去一切，而精神将赢得一切，戏剧正是在这里恢复它真正的意义。

　　《技巧》

　　戏剧应用一切办法进行重审，不仅重审客观与描叙的外部世界中的各个侧面，还应重审内心世界，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提戏剧的想象权。如果幽默、诗和想象不能通过无秩序的毁灭－－它产生异常大量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构成全部演出－－来有机地重审人、人对现实的观念、人在现实中的诗意地位的话，那么，这种幽默、诗及想象就毫无意义。

　　《主题》

　　服装：我们尽量不采用现代服装，并不是出于对古代的偶像崇拜似的迷信，而是由于某些千年以前用于礼仪的服装显然仍旧保留着富有启示性的美及风韵，因为它们与创造它们的传统相连。

　　舞台－剧场大厅：观众坐在剧场中央，椅子是活动的，使他们可以跟得上在四周进行的演出。......剧情可以在各个层次，在高度及深度的各个角度展开。

　　物体－面具－小道具：假人、巨大的面具、比例奇特的物体将像话语形象一样出现在舞台上，但它们强调的是一切形象、一切表达的具体性。

　　布景：没有布景，也不需布景。只需象形文字式的人物、礼仪服装、十米高的假人来代表李尔王的胡须、像人一般高大的乐器、形式及用途都令人费解的物体。

　　戏剧：要使一种总体戏剧观复苏。问题在于使空间说话，向它提供养料，填满它，仿佛将炸药塞进一堵平面岩石墙，突然产生了喷射物和烟火。

　　演员：演员既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因为演出的成功取决于他有效的表演，又是被动的、中性的因素，因为绝不容许他有任何即兴表演。

　　表演：演出将自始至终由数字标明，数字仿佛是语言。因此没有无效的动作，所有的动作都服从一种节奏，每个人物都极度典型化，其手势、面貌、服装仿佛都是启示。

　　《论残酷的信件》

　　我这样做是为了与语言的通常含义决裂，彻底粉碎框框，打破枷锁，恢复语言的原义，这些原义通过抽象的概念永远表现具体的含义。

　　从哲学意义上讲，残酷是什么呢？对精神而言，残酷意味着严、专注、及铁面无情的决心、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意志。

　　残酷首先是清醒的，这是一种严格的导向。

　　我所说的残酷，是指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是指吞没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风，是指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没有痛苦，生命就无法施展。

　　努力是一种残酷，通过努力来生活也是一种残酷。

　　《论语言的信件》

　　人们完全成可继续设想一种以剧本为统帅的戏剧，剧本愈来愈台词化，宠杂冗长，令人厌倦，它束缚着舞台美学。
　　这种让人物坐在一定数量的、排列成行的扶手椅或安乐椅上相互讲述故事（不论它多么美妙）的设想，也许并非是对戏剧的绝对否定（因为戏剧并不绝对需要运动才成其为戏剧），而是戏剧的堕落。

　　字词语言似乎应该让位给符号语言，符号的客观性能立即最深地打动我们。

　　戏剧的造型及美学部分不再是装饰性插曲，而是真正意义上直接交流的语言。

　　这正是戏剧的愿望－－戏剧只有在某种情况、某种角度才应使人及其欲望干预进来，即当人在魅力下与命运相遇时。不是为了忍受命运，而是为了与它较量。

　　不论偶然事件是多么盲目地严峻，生活不能不进行，否则就不称其为生活了。这种严峻，这种无视严峻，并且在酷刑及践踏中进行的生活，这种铁面无情的、纯洁的感情，其本身就是残酷。

　　《残酷剧团宣言》

　　残酷剧团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戏剧重建其炽烈而痉挛的生活观，因此本剧团所提倡的残酷应理解为强烈的严峻性和舞台因素的极度凝聚。
　　这种残酷，它与某种枯燥的精神纯洁性相混同，而后者敢于为生活付出必要的代价。

　　残酷戏剧将不表现心理人，不表现明确的性格与感情，它将表现的是总体人。

　　字词不仅有逻辑含义，它还具有咒语般的、真正神奇的能力。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含义，而且在于形式，在于它巨大的敏感性。

　　残酷剧团的第一出戏叫做：《征服墨西哥》。
　　我们之所以选这个主题：
　　因为它具有现实性，并且能影射欧洲以及世界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征服墨西哥》提出了殖民问题。它以粗暴的、无情的、血腥的方式重现欧洲至今未衰的自大狂。它给欧洲的优越感泼冷水。它使基督教与某些古老得多的宗教形成对比。它揭露了西方对异教及某些自然宗教所抱有的错误观念，并且感人地、热情地强调：这些宗教所依据的古老的形而上学包含着光辉及永不衰败的诗意。
　　既然它提出殖民，以及一个洲是否有权奴役另一个洲这样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问题，它也就提出了某些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的问题，并揭示出种族的特性及其精确的文明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混乱而专制的殖民者与精神和谐的未来的被殖民者之间强烈的对比。
　　从社会角度看，该剧显示社会安定，这个社会让人人都有饭吃，革命从一开始便完成了。

　　《两个注解》

　　年轻而深切的爱、年轻的活力、自发的、热烈的激奋，这一切穿行在严格的运动及风格化及数学化的动作之间，好比小鸟在神奇形状的树林中，在树木的列柱间啾啭鸣唱。

　　让-路易·巴罗用描叙的及世俗的手段重现了宗教精神，这又何妨呢？既然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神圣的，既然他的动作如此美丽因而获得了象征性。
　　当然，在让-路易·巴罗的戏中并没有象征。如果对他的动作可以提出一点指责的话，那就是它给予我们象征的假象而它表述的却是真实。因此，虽然剧情极为强烈积极，但却基本上没有延伸部分。
　　它之所以没有延伸部分，是因为它仅仅是描叙性的，因为它讲述一些不涉及灵魂的外部事件，因为它没有深深触动思想或灵魂，而这正是我们可以指责它的地方－－这经探讨这种戏剧形式是否具有戏剧性更为重要。
　　它具有戏剧的手段，而且，我们可以说，让-路易·巴罗用这些手段制成的，正是戏剧。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演出缺乏戏剧的头脑，我是指缺乏深刻的悲剧，比灵魂更深的奥秘，灵魂的极其尖锐的冲突－－其他一切只不过是途径。也就是说缺乏那种深度，在那里，人仅仅成为一个点，而生命在生命之源上饮吮。

置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