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再版:六四人物金观涛《系统的哲学》

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28元(季风书园)

文集: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整体的哲学


流亡者说
作者：王怡

　金观涛○
　　大一的一堂课，以后成为我朋友的雷立刚姗姗来迟，手中提着厚厚的一卷书。我一瞟眼看见了封面--《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著。
　　那一瞟眼使我记住了雷立刚，也记住了金观涛。
　　在1989的流亡者中，金观涛是最扎实的一个学者。金与他的妻子刘青峰一道，率先将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导入史学研究，尤其运用于对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剖析，在当时有石破天惊的影响。
　　我在旧书肆淘到的金观涛著述颇多，主要是当年川人版"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如《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悲壮的衰落》、《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人的哲学》等。此外还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问题与方法集》。但却遗憾，在朋友手中惊鸿乍现的那本大部头始终与之无缘。
　　后来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读了法国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境遇的精心复原，还有剑桥史高屋建瓴的以史带论，以及钱穆先生对国史"充满温情和敬意"的体会，频频为之折服，差不多已经忘掉了金观涛80年代在大陆筚路蓝缕的功业。朱学勤近年有一篇时文，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论的是1968年人。我读此文时总想起金观涛这些1989年人，他们何尝不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国内，被盘踞学术界的人们集体地抹去，整个知识界坚守着可耻的沉默，绕过某些肉
　　食者不喜的名字，如绕过沼泽和雷池。
　　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创刊十周年的特辑上，有金观涛先生的大文《十年回顾》。可惜网络版上看不到，还是缘悭一面。

不知疲倦！
服了。

    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转瞬十年了。蓦然回首，酸甜甘苦，要说甚么又似无从说起，这时，我最先想到的是，大约在《二十一世纪》刚出刊不久，杨振宁曾含蓄地问过：一本很好但只办一两年的刊物，比起一个水平稍逊但能坚持十年的刊物，哪一本更有价值？事实上，这正是我当时未曾言明的疑虑。在西方，历史长达百年以上的学报、专刊、文化杂志所在多有，近代中国则思潮澎湃，刊物也随之潮起潮落，难逃短命。今天，创刊于非常时期的《二十一世纪》，居然能够出刊整整十年，终于办到了以之命名的世纪。
　　一　危机带来的契机
　　1989年4月2日，观涛和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之邀，由北京来中大，开始为期五个月的访问研究。当时，说甚么也不会想到，不到半个月就因胡耀邦先生逝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更不可能意料我们即将踏上人生另一段旅程。由春到夏，由夏到冬，中国和东欧形势的惊涛骇浪和不同结局，牵动着世界、中国和香港亿万人心。从迷惑、悲愤、无奈到「今后我们能为中国做甚么？」的思考，把我们和香港学界朋友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虽然各自生活经验、学术、地域背景完全不同，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持续十年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不应该、也不能随「六四」事件而中断。在一段时间内，哲学家劳思光（通常大家都尊称他为劳公）、历史系朋友郭少棠以及金耀基、方正、观涛和我，曾多次讨论是否可以筹建一个民间的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由于种种限制，终于没有结果。
　　「六四」对观涛和我个人来说，更是人到中年而面临的一次不得已的重大选择。仿佛成熟的树木一夜间被飓风连根拔起，我们的生活被生硬地切断了，民间文化事业、个人学术兴趣，父母、子女、亲朋好友、读者、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一切一切，都已被阻隔在罗湖桥之北，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而我们到底何去何从，也一直到这年11月，才算有了眉目。11月23日上午，我们应约来到校长办公室，会见以对光纤通讯有重大贡献而著称于世的高锟校长。在窗外盛开的洋紫荆花映衬下，空内气氛显得特别雅静、安宁。在一小时的会面中，谈中国、谈香港、谈中大、谈我们送给他的书，他始终兴致勃勃。最后，他对我们说：「自由探索的精神最重要」，而他作为校长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有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他还特别建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考虑在中大多工作几年。这里的工作环境比较理想，具体安排可以同陈方正所长讨论。」经反复考虑，我们终于认为，留在中大工作是当时所有选择中最佳的。
　　1989年的10月到12月，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先后发生了转换政体的巨变。就在12月20日罗马尼亚政变成功前一天，方正在与观涛和我午饭时说起：「昨晚我想了很多，今晨终于想通了。我们应该趁目前的时机，以中国文化研究所为依托，以大陆知识分子为对象，办一个学术文化思想性刊物。」我们当然十分赞同，观涛还说：「青峰是一个好编辑。」12月27日深夜，方正与耀基通过电话后，按捺不住兴奋马上打电话告诉我们，耀基也全力支持办刊设想。1990年元旦，方正和耀基来我们第五苑宿舍吃午饭，吃我们事先包好的饺子，十分简单，也十分北方。饭后，议论到四点多。正是在这一天，我们四人将前几个月反复酝酿，要创办一项文化事业的构想，落实到创办一份刊物上，同时作出几项重要决定：陈方正担任筹刊的召集人并起草正式报告；邀请英文系周英雄和经济系王于渐两位和我们一起作为刊物的共同发起人；我主持具体编辑工作；刊物暂名为《二十一世纪》。
　　可以说从二十世纪90年代的第一天起，《二十一世纪》创刊工作就如上箭之弦，紧绷起来了。1月10日，方正致函中国文化研究所各所务委员征询意见，又正式向所的拨款委员会提出办刊建议和初步方案。同日，六位发起人在文化所的126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将刊物定为双月刊；18日晚，又在大学宾馆开第二次会议，这次还邀请了香港三联书店的「老总」董秀玉列席。在80年代民间文化热潮中，董秀玉在《读书》工作，包遵信推荐她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我们因此相熟。她思想开明，热心助人，也深受香港学界朋友信任。在《二十一世纪》创刊初期，她多次应邀列席编委会，提出不少实际建议。更重要的是，她还推荐了两位热心中国文化事业，并且与大陆学者有密切联络的年轻人来帮忙：即原来在三联书店工作的吴江波和林道群。
　　1月16日吴江波即已来所工作，而林道群在他之前不久已应聘为研究所新近出版的《中国语文通讯》助理编辑，兼做《二十一世纪》的事务。两位年轻人一到，很快就与我组成三人工作小组，马上投入种种编辑和事务性工作。两日后，江波兴冲冲飞赴北京组稿。他乘兴而往，十天后，败兴而归，带回来了本不该意外却令人十分沮丧的消息。江波说，组稿极不顺利。打了几个电话，对方一听是香港来人约见，就一口回绝，不见不见。在有限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北京知识界形势空前严峻，新规定说没有上级批准，一律不准给海外和港台期刊投稿写文章。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是早可以想象到的，所以坏消息并没有太过影响创刊热情。2月18日六位发起人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各种困难虽然不可避免，但创刊的事还一定要坚持下去。
　　二　风云变幻的年代
　　这是我在香港过的第一个早春，洋紫荆花尚未谢尽，细雨浓雾里，中大山坡上又开满了各色杜鹃花。这时，我会突然想起北京的春天，紫、白丁香花盛开，淡雅清香，灿烂中不失柔和。而眼前的细雨浓雾，从山下望去，应该是云吧？可不，从文化研究所的停车场北望马鞍山，不也是被山坳中升起的白云缠绕吗？创刊之初，刊名颇费思量。此前，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并于1988年10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国学者展望二十一世纪研讨会」，当时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李弘祺、廖光生都有出席；1989年4月底5月初，又与北京「中国文化书院」、香港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学中文系合作在北京卧佛寺召开了「五四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名称似乎有点敏感，可能不宜再用。但踌躇再三，却又想不到其它恰当的名称。最后，在1990年3月2日通函六位发起人，共提出：「思想与自由」、「新大陆」、「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等四个刊名，请各位不记名投票表决，点算结果「二十一世纪」以最高分中选。这样，《二十一世纪》就定了名。
　　同一天，还草拟了一份准备广泛发给学术文化界朋友的信。这封信强调：「在一连串震撼世界的巨变中，八十年代已经结束，风云变幻、充满挑战的九十年代已经来临了。这关键的十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因而有必要创办一份刊物「集合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力量，使大家通过学术、思想的交汇激发，为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而努力」。又说明刊物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由独立编委会全权负责编务，以「学术论着及思想文化讨论为中心，以鲜明的思想性为特色，广泛的现代文化与知识领域为背景，目标在于促进全球华人学者、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思想交流与共识」。这一份呼吁各地学术文化界朋友支持创办新刊的信，宣示了六位发起人在办刊缘由、宗旨、刊物特色等重要问题上的共识。
　　这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别多。我觉得香港的雨季、即使是下暴雨时，其实并不可怕；反而不晒、不闷、不单调，云、雨、雾和天、地、海浑然一片，草木随风雨节奏摇曳飘动，勃勃有生气。1990年4月9日在大学宾馆召开第四次编委会，决定9月中旬出版新刊。两天后，冒着连成一片的白花花风雨，方正开始了为期近四个星期的美国和澳洲之行，并不断打电话回来，报告好消息。5月10日，仍然下着大雨，方正一回到香港，就兴奋地大谈此行经历。5月22日在文化所126会议室开第五次编委会，方正报告在十一个城市旅行中，他见了近百位学者、学生、热心人士，参加了六次为《二十一世纪》组织的座谈会，获得积极而热烈的反应。方正此行和他回来后的讨论，鼓舞了士气也形成了两项重大改进意见。本来，为了实际运作方便，只考虑在中大校内找同事出任编委；但《二十一世纪》既然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器」，就不单纯是一班人、一个机构的事业；所以编委会必须扩大，以求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代表性，六位发起人改称执行编委，编委名单则扩充到31人，这都是在那时基本确定的。第二，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刊物内容应不包括文学创作，但应有文化艺术和科技的评论、特别是书评；同时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固然极其重要，却又不应在题材上自划禁区，只要是认真的学术性讨论而非时事性政治议论，即应容许。此外，编辑上应在「大众文化」和「专家学术」之间取得平衡，避免两者「合则俱伤」。
　　事实上，方正到芝加哥访问时，聚集在那里的一批学者就强烈建议扩大编委会。当时，李欧梵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的风格和感召力吸引了刘再复、甘阳、李陀、黄子平、许子东、查建英、林基成等一批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学人，号称「芝加哥学派」。欧梵、再复、甘阳作为第一批编委，在讨论新刊栏目、组稿和刊物特色等各方面都相当积极投入。当时，芝加哥的朋友们也曾来信对刊名提出疑问，我回信则强调：「我们是在大陆处于思想、理论探讨低潮时期来办刊的，要办一个非学报性的学术文化刊物。也就是说，它应该在知识分子的纯学术专业兴趣外，能抓到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进一步解释说，「『二十一世纪』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放眼未来可以不意味着赶潮流，而是立足于做扎扎实实的长远的文化建设工作。」
　　刊物各栏目最早定下而且完全没有疑义的是「百年中国」栏。因为大家都认为，是深入再反思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时候了，有必要将这一栏放在突出位置。由于要强调刊物的综合性，「科技文化」和「景观」栏也不可缺少，而理所当然地分别由方正和观涛负责。至于「人文天地」、「经济与社会」和「读书：评论与思考」、「批评与响应」等几个栏目也很快就定下来。而体现刊物的思想性、论争性和主要话题的首栏，则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为「展望二十一世纪」。到7月中旬，创刊号目录已大致确定下来，但编委普遍认为「学究气太重」，仍在不断调整。直到8月底9月初，正为寻找有特色的封面形象发愁时，方正意外发现计算器分形图。也许，与我们三人早期学习科学技术背景有关，当看到计算机上变幻无穷、色彩斑烂的动态分形图案时，三人都不能掩饰由衷的惊喜。就这样，确定了封面图案和刊标。不过，至今仍有不少朋友都认为这个封面太「科技化」，应该更换了。
　　方正起草的代发刊词短文〈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是经过执行编委反复讨论和修改才一致同意通过的。这篇文章的题目，从1991年2月号起，就刊印在《二十一世纪》对开页的显要位置，成为本刊格言。记得，校样中把这句话错排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建设」，我赶快把「的」字勾回到「文化」的前面。这个小小「的」字的位置十分关键，切切不能错。确实，「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最能揭橥本刊宗旨。因为，它有足够开放性，可以把所有以中文写作的（包括不同学科、不同学派观点以及翻译的）学术论文、思想文化讨论，都包涵在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这一概念之中。反过来，「中国文化的」作为一个词组，却已有比较固定的内涵。方正在发刊词中强调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探索不应该被政治事件中断，本刊是公共的、开放的思想学术文化园地，不是「讲堂」而是「咖啡馆」，即充分表达了此意。

　　三　我们的编辑室
　　在我这个北方人看来，岭南的秋天不像秋，9月中旬我为创刊号写编后语时，天还热得荒唐，太阳亮得使海面平静、使山凝固、使美景失去生趣。10月3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柏林围墙倒塌、东西德民众在勃兰登堡门前狂欢。第二天，是中秋节后的公众假日，我已经在看第一期大样了。10月中旬出版创刊号似乎指日可待。但是，我看大样越看越心慌，错字不少，字号也不好看，彩页死板，根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怎么办？10月6日我与方正通电话，提出很多工作必须推翻重做，他表示同意并迅速与耀基商量，一致认为新刊给读者的印象非常重要，不能凑合。这样，出刊时间就推迟到10月底。如果10月还出不了刊，所谓1990年创刊，就显得很勉强了。但时间只剩20天，我们能行吗？这是对编辑室的考验。当时，方正的大姐因患晚期癌症正住院动大手术，江波在美国读书的妹妹也因严重车祸住院，相比之下我的感冒发烧不值一提。
　　每当工作紧张之时，江波走路的姿势与平时就不一样。他的两只胳膊如同提重物似的，端在肩上、架在身旁，不停地登登登在办公室间行来走去。而书卷气很重的道群，也一扫平时梦游神情，紧张工作。刚由中大出版社转到编辑室才半个月的出版助理张素芬，马上忙碌起来。此后，她一直以当家人才有的主动精神，不论是制作版面、看菲林，跑印刷厂，还是控制和监督出刊周期，她永远是质量第一，毫不放松，永不知倦。即使是在业余行山、吃饭，甚至披上婚纱登记结婚、拍照时，她也事事操心、指挥若定。
　　10月16日，高校长又约观涛和我谈了一小时，颇为关
　　切《二十一世纪》的出版。10月18日，编辑室同仁加班到夜晚11点多，第二天杂志再次送厂。10月27日，天气十分晴和，我上班见到江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能拿到吗？」中午，方正、观涛、我和江波、道群一起午饭，饭后又买了香槟。一回到办公室就蜂拥去拿刚刚送来的杂志，人手一本，迫不急待地翻看。个个嘴上都在说，这不好、那有问题，就像相媳妇挑鼻子挑眼，心里却说：不错，就是这个了。记得，当时几人对尊子为「展望二十一世纪」栏许倬云、高锟、张灏、李亦园、金耀基、傅伟勋等六位学者的漫画头像，赞口不绝。
　　10月30日中午12点，在文化所的大门过厅，召开了庆祝《二十一世纪》创刊酒会。虽然只是临时通知，大学和本所还是有近百人前来道贺。高锟校长和方正一齐打开大香槟，随着「澎」的一声，响起一片欢呼。这「澎」的一声，正如起跑信号枪声，我和编辑室同仁一齐踏出起跑线，一圈又一圈，一期又一期，不停顿地，一跑就足足十年。
　　创刊初期，有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说：「替你们累得慌。编一本杂志就是在饭馆中担任洗碗工作，做菜的乐趣不多，但洗碗的劳累太可怕。好多人就是在编务中老去。」今天，重读这封信，不能不感慨系之。倒不仅是感慨在编务中老去，更多的是「我怎么可以做得下来呢？」方正曾开玩笑形容我这个人「没结构」，指我为人处事太直接，没有层次。确实，来港之前，在大陆那样人事复杂的环境，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可能当甚么负责人之类的。然而，在香港，在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我做了，而一做就是十年有余。不能不说，这是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和同事都变了。
　　中文大学依山而建，又被平静的吐露港海湾环绕，风景绝佳。而中国文化研究所则位于校区中心，周围花树扶疏，更是得天独厚。穿过西式混凝土建筑物大门厅，就到了中式庭园，上有天井，中有鱼池。很难想象有比这里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在这里工作最令人愉快的，还不是风景之佳，而是没有甚么人事内耗。研究所是由多个大小不同、业务各异的单位组成的，但各单位虽然鸡犬相闻，相涉却不多，各自埋头苦干，自求发展。与我们关系密切、帮助也最大的，无疑是研究所的计算机技术员李洁儿和何洁铃。不论是设计各类管理程序，解决计算机大小技术问题，还是紧张时的帮忙，都离不开她们。李洁儿的办公桌就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办公室，接触自然更多。她学甚么会甚么，活泼大方，衣着入时，工作能力极强，无论多么潦草的稿件，多么复杂的计算机技术问题，到她手里都能迎刃而解，做得无可挑剔。
　　与张素芬差不多，邱玉明也是在1990年10月前后参加编辑室工作的，十年来她不厌其烦地处理了不知多少办公室琐碎事务。除了她俩是从创刊起至今一直在编辑室工作外，在头两三年间，编辑室人员流动很快。1991年7月，担任文稿输入和外务的陈进华考入了神学院，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年轻人。他活泼清秀，善于沟通，爱画漫画并写几句俏皮话送给同事。进华离开不久，担当编辑助理的岑淑群被浸会大学英文系录取，上学去了。在他们之后，范颂基、黎美霞、郑静霞、黎群娇、吴丽、蔡韶兰等相继接替了相应工作。刊物的第一位执行秘书范慕芬，我们叫她阿May，做事作风很「鬼妹」，成日笑嘻嘻，利利落落。当时，她除了管刊物的经销、订户、读者服务、版权、财务等大小事务外，还协助我筹办1991年10月纪念胡适生辰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1992年在她离开编辑室前，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我同她合组一个承办会议的服务公司。接替阿May的是李瑞安，生得秀丽，办事特别讲原则。她和她先生都是周策纵的学生。因为1992年元旦起，道群即去就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职，除了行政事务外，她还要兼助理编辑工作。同阿May一样，她协助我筹办了1992年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两年后，她移民澳洲。
　　1993年夏，江波到美国读研究院，余国良和林立伟先后加入编辑室；一年后，关小春接替了李瑞安的工作。国良工作一丝不苟，脾气好，歌也唱得很好；任甚么大小玩笑，他都微笑着说「没甚么」，被称为「兄长」。阿伟平时沉默少语，却酷爱运动，合气道、骑马样样都学，也因此年年轻伤。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校稿译稿编稿，从不马虎半点。比起阿May和瑞安，小春真是小妹妹，别看她表面弱不禁风，却是个足球迷，初来乍到就独立处理大小事务，井井有条。可以说，从这三位年轻同事加入编辑室起，杂志的各项工作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有秩序的阶段，很少再出现江波在时的那种挑灯夜战的赶工加班情况。
　　观涛和我就这样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下来了。转眼就到了1994年，元旦过后上班第一天，我用刚刚学讲的广东话问同事「94年好」，惹得哄堂大笑，因为我的发音是「狗屎年好」。不管发音「歪」到何种可笑程度，我开始用广东话打电话、购物并与同事交谈。我的身体素来不甚强健，有一两年间还周期性地发高烧。每次我生病，我的同事都很记挂我。1998年秋我去北京住院动手术，这一帮同事在给我慰问卡中写道：「青峰大队长，早点返来啊！」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想到这个称呼的，太恰切了。多年来，他们与我一起，除编辑《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外，还组织了两个颇具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近20种书籍，协力完成文化所多项出版工作。我和这些年轻同事朝夕相处，工作很紧张，他们从不抱怨，十分和谐愉快。工作之余，他们约观涛和我去吃黄珍珍泰国菜、西贡海鲜、深井烧鹅，游长洲，行山。最难忘的，是1992年2月，由张素芬提议和组织，在我们中大宿舍为观涛过45岁生日。他们故意选了一支吹不熄的电池蜡烛，看到「老金」拼命吹也吹不灭，惹来笑声一片。只要想到与编辑室年轻同事甘苦与共的往事，我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和一份埋在心底的慰藉。

　　四　来自各方面的支持
　　如果说，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因为疲劳而厌倦编辑生涯、甚至曾想摆脱这份刊物，那不是真话，也不敢说刊物是否达到了创办时的理想和目标，但只要想到十年来从未间断地出刊，我就觉得很幸运。因为，在1989年观涛与我被迫滞留香港的最初一年，我就找到了非常有意义和吸引力的工作。特别是想到绝大多数流亡者的命运，我不能不珍惜这一机会。然而，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凭我的学识，其实很难胜任这样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刊物主编之职。编辑文字还可以，但事实上我还要策划、判断文章水准，维持刊物质量，统理大小事务。幸而有学科背景强大的众多编委一直热情鼓励我。编委会是不定期召开的，负责审查是否落实办刊宗旨、讨论重要选题并决定各种大事。而定期召开的编辑室会议，则认真讨论每一期的内容、编排乃至标题，集体议定其最后面貌。虽然由于本刊性质所限，没有实行学报类的匿名审稿制度，但从创刊起，编辑室就有完善的稿件管理和严肃认真的审稿制度。我就是在这种形式的制度下编辑杂志的。所以，可以说《二十一世纪》真正是集体而非个人的事业。
　　编委会成员散布世界各地，平时接触最多的自然是校内编委。他们之中，劳公对中外学术文化有敏锐洞察和哲学分析，除了开会和在新亚书院「云起轩」一号饭桌常常见面外，他还常到观涛和我的办公室聊天倾谈，使我们获益良多。哲学家刘述先对自己的文化理想有一份坚持，却不妨碍与观涛和我坦率交流。在云起轩吃面，我才知道他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桥牌高手；秋季还可以听他绘声绘影地讲在北角新光戏院听地方戏。周英雄、陈其南和翁松燃都是台湾籍人。英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平时总是皱眉头，说话不紧不慢，创刊初期，组了不少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稿件。文化人类学者其南，则一副笑嘻嘻表情，爱用反问句机智地表达意见，主意颇多。松燃是政治学学者，教书之外，也是出名的时事评论家，对学问、对事、对人，从不忌直陈一己之见。王于渐离开中大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之后，1993年初增补了他的同事薛天栋以为替代。天栋木讷寡言，坐姿像军人，为人却极随和。随着香港社会变动，1993年起，其南、英雄、劳公先后到台湾出任教职；最近一两年，天栋和述先、松燃也都去了台湾。有走的，也有来的。1993年，在大陆学界和出版界联系广泛的刘小枫来到文化所任研究员，并成为执行编委。他参加审稿和编辑室工作会议，具体参与编刊工作。1999年增补的校内编委是政治学学者关信基。其实，我们经常参加大学服务中心组织的行山和远足，所以与他早已相熟。有次到新娘潭远足，他带了一个大塑料袋，默默拾路边垃圾，并追上队友。他事事以身作则，却不给别人施加任何压力。
　　中大的编委中，与观涛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无疑是方正，其次是耀基。1987年4月，观涛和我到哈佛大学做一个小型演讲，正好在那里访问的陈方正来听会。当晚，他带我们参加了余英时和他事先安排好的一个饭局，虽然都是初次相识，却一见如故，畅饮畅言，从此开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交往。中年人结交，或因业务往来，或在饭局杯酒闲聊，很难成为莫逆之交。观涛和我被迫滞留香港之后，方正不但是我们的上司，也是共同开创《二十一世纪》事业的伙伴，还成为知己，实为难得。方正是老中大，曾先后在物理系任教，出任中大秘书长之职，转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后，他成功推动几项新的计划，《二十一世纪》便是其中之一。方正办事有决心，行政能力强，每做一事都力求精益求精。工作之外，观涛和我也经常同他吃饭、行山、旅游，交往其多，说话没顾忌。也许因为是朋友，我与方正共事中，有时也会发生磨擦乃至激烈争辩，而且这类冲突往往都是因不经意的琐事引起。
　　与耀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夏，观涛和我返北京途经香港时，也是经方正介绍。第一次见面我就发现，耀基那生动、幽默和风趣的谈话，只有「谈笑风生」四字差可形容。他那端着烟斗、睁大了眼睛、「哦哦」地点头同意或反问时的姿态神情，也令人一见难忘。与耀基相处共事，与同他谈话一样令人愉快。时不时地，当他到文化所的会议室开会，在会前会后就顺道来观涛与我的办公室小坐闲谈，我们的烟灰缸，用得最多的正是耀基和劳公。以耀基在中外学术界的声望、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他既要处理校务，又要教书、研究，社会活动频繁，却仍然为《二十一世纪》写了不少文章，并且十分积极地参与创刊和此后的每一件大事，实在难能可贵。
　　观涛和我结识杨振宁，还是通过方正。1989年6月15日，杨先生约方正和我俩在沙田丽豪酒店午饭，那时他十分担心外国可能联合制裁中国，中断改革开放。其后，他多次同我们议论中国和世界形势、科学史和科技新发现，也谈他见过的中国政要、相识的美国和世界科学家以及留学生，虽然观点和评价不一定相同，但每一次交谈都非常坦诚愉快。他对日期、地点、方位、重要对话和生动细节有不可思议的准确记忆，因此他的讲话特别生动有趣。在最早议定《二十一世纪》编委名单时，方正也曾邀请了杨先生加入，但他并没有立即同意，却为创刊号撰写了〈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文。其后，他一直是杂志最重要的作者，先后共发表七篇文章，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为编辑，我知道杨先生是如何认真地对待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插图和每一句引文的。最近，我听一位年轻朋友说，他们这一代学人有此议论的：「以前只知道杨振宁是大物理学家，通过《二十一世纪》，才知道他也是散文家。」直到1992年底，杨先生看刊物办得认真才同意出任本刊编委，1993年由他推荐加入编委会的著名科学家还有陈省身、王浩、李远哲和徐立之。
　　「景观」栏的文章和每期六面彩页，始终是最令人操心的。好在创刊初期，方正的外甥梁其姿就把她在巴黎求学时认识的朋友司徒立推荐给《二十一世纪》。1991年3月1日中午，方正、观涛和我约好了与他在尖沙咀九龙酒店大堂见面。一进门，一个头发灰白、块头大得不似广东人的人站在那里等候，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司徒立。一起午饭，给他刚刚出版不久的1991年2月号《二十一世纪》，上面刊登了他第一篇讨论法国具象表现画家的文章。司徒立是美食家，见到好吃的就胃口大开，搓着手说：「不客气了。」说话也格外有神有趣。他讲起话来，声音响，动作大，七情上脸，品评人物从不怕极端。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自己1972年如何游泳七个小时偷渡来香港、三年后又远赴巴黎学画的冒险、曲折经历。当天分手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司徒，你应该算入伙了。」从此，开始了他与《二十一世纪》的不解之缘、与我们的友谊、与观涛的艺术对话。司徒立1992年加入本刊编委并担任执行编委，1993年他与我们，约好友高行健一起组织了当代艺术危机的讨论。好热闹的司徒，长年闭门巴黎家中画画，静极生动，年年来港，逼我们丢下工作，陪他开心。
　　无疑，司徒立是校外编委中能常见到的一位。其它编委，则往往要在会议上或他们路经香港时才有机会倾谈。1991年2月，方正与观涛和我同机前往夏威夷，参加在东西方中心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研讨会。「六四」以后，这是第一次中国大陆、港台和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当时正值海湾战争，却并没有冲淡会议的学术和友好交流气氛。由于与会的《二十一世纪》编委特别多，方正特别在金环酒家晚宴招待。除了文化所我们三位以外还有中大的劳公、刘述先，来自美国的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李欧梵、杜维明、李泽厚、刘再复、甘阳，来自台湾的韦政通和杭之，最难得则是北京来的汤一介；此外，还请了刊物的朋友王元化、傅伟勋、董秀玉和石元康等。1993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的盛会上，又见到差不多同一批学界朋友，但此后则盛况不再。
　　我们与英时、毓生和张灏见面次数并不算多，但无论是会上论学、私下聊天，抑或是日常组稿往来，每想到大题目或有困难时，我总要找他们帮忙。英时的几篇文章，如谈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历史上香港作为自由言论空间的作用等，见解犀利，反响极大。张灏和毓生的多篇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特别是毓生与孙隆基的争论，至今仍不时为人说起。张灏两年前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出席编委会会议见面机会稍多。毓生很爱美食，特别对香港鹿鸣春的烧鸡、铁板鲥鱼情有独钟。而每次一起去鹿鸣春，都少不了元康和杭之。杭之也是我们的朋友，观涛和我两次去台湾，他都热情招待并介绍学术文化界的新朋友相识。长住台湾的韦政通，对大陆学人特别关心，创刊以来，他经常与我通信，谈论刊物内容和质量。李亦园则是我们文化所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常来香港开会，而我们去台湾时，他特意抽时间带我们看台湾民间文化。许倬云常来中大，有一段时间还在历史系任课。有次，观涛与我到他在中大的宿舍，他正伏案写作，室内空空荡荡、几无杂物，他说：「我要做的事太多，不能玩物丧志。」郑树森以前和现在都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常常出席编委会会议。他对中外文学及相关刊物的了解，使我们大开眼界。
　　这些年来，先后有三位编委病逝。傅伟勋虽不是编委，但他最早热心推动两岸学术文化交往。1987年他带我们到王浩先生纽约的家中，与一帮台湾文化人吃饭聊天。此后王浩与我常有通信来往，他为《二十一世纪》写了好几篇精彩文章。1993年初，我去信邀他当编委，他欣然同意。但两年后，他就病逝了。1996年10月伟勋也病逝了，成为观涛和我内心的永久伤痛。他在《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上的〈佛学、西学与当代新儒家──宏观的哲学考察〉，也就成为遗作。1993年秋天观涛和我访问日本，在一演讲会后曾与王崧兴匆匆见了一面，但并没来得及与他聊天。比王浩稍晚，1995年秋王崧兴以并不算大的年龄病逝，令大家感到黯然。我无缘见到去年刚病逝台北的编委邢慕寰先生，只知道他对台湾经济结构调整和高速发展有特殊贡献，而又是真正淡泊名利之士。英时和方正与他相熟，都写了悼念他的短文发表。他身体一直不好，但仍为《二十一世纪》写了两篇高质量的经济学论文。
　　《二十一世纪》编委中不少是有大陆背景的，其中汤一介、庞朴和李泽厚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核心人物，厉以宁是改革开放中活跃的经济学家，但他1992年辞去了编委之职；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评论中影响很大，甘阳和刘小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发起人；而观涛和我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要创办者。此外，学界的年轻朋友，如「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刘东和许纪霖，在《二十一世纪》创刊不久就分别出任北京和上海的组稿联络员。还有我们在80年代学术文化热潮中结织的很多学界朋友，分布在大陆和海外，他们大多是创刊的积极支持者和作者。1998年10月我去北京动血管病手术，并治疗相当长一段时间，正好1999年初纪霖应邀来到文化所作研究员。这一年间，无论是「读书」栏的扩大与改版，还是日常编务，纪霖都帮助很多。这一年10月，《二十一世纪》增加了六名编委，除纪霖外，还有长期支持刊物、立足日本政治法学学界的季卫东，中大政治系的关信基（有了这两位政治和法学学者出任编委，刊物增加了「政治与法律」新栏目），主动、积极协办「科技文化」、立足美国生物学界的饶毅，曾在1996-97年来研究所作了一年研究员的汪晖，1998年来香港城市大学工作的张隆溪。另外一个长期支持者是长住法国的陈彦，他为刊物采访过多位欧洲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二十一世纪》的支持者和朋友太多了，比如说，在创刊初期积极为刊物联络及组稿的胡音、顾昕、王小强等朋友，提起来就一大堆，但总又会挂一漏万，说不周全。每每想到通过办刊，我结识了这么多朋友，经历了这么多事，共同推动《二十一世纪》这项公共的文化事业，点点滴滴都使我铭心难忘。
　　十分有意思的是，《二十一世纪》创刊初期的积极支持者刘擎，今年又与中国文化研究所走到一起来。今年7月中旬开通的「中国社会发展网」，刘擎现任该网页中的《世纪中国》编辑。作为传统印刷学术文化期刊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正在显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学术文化网页，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则正是新时代中的新课题。

　　五　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
　　在1990年11月7日的扩大编委会上，大家对第一期相当满意。耀基说，他是在飞机上看的，所以看得特别仔细，比他的预期好得多。12月中旬出版了第二期，质量更有提高。当时及其后，香港和海外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如《信报》、《星岛日报》、《明报月刊》、《东方日报》、《亚洲周刊》，美国的《世界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纷纷报导和评介这一新出现的刊物。这些评论注意到这是一份「侧重思想性的刊物，但不以季刊学报的姿态出现」（《信报》，1990.10.27），称道「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这本杂志，担起了文化探索、交流、建设的重任，是香港的骄傲」（《东方日报》，1991.3.28），更有称「香港竟然出了这样一本有思想、有知识、有文化、有艺术、有智能、有远见的综合期刊。......也只有今日的香港才能产生」（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7.7）。前苏联科学院狄留逊院士（L. Deliusin）在《今日亚洲和非洲》（莫斯科）撰写评《二十一世纪》的长文〈探索新文化的形态〉（" In Search of the Pattern of a New Culture "）中说：「我们有理由希望，它正在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作出实质性贡献，它的编者不再盲目崇拜民族传统，他们开始了一个东西方文化间广阔而自由的对话」（Asia and Africa Today, December 1991）。法国人所办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新闻分析》出了专号评介《二十一世纪》：这个刊物「在香港出版不但表明香港知识分子日益重要，而且彰显了香港作为大陆乃至整个『文化中国』的言论广场这一地位」（China News Analysis, June 1992）。日本《留学生新闻》1997年6月1日报导刊物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高度的学术性在海外华人、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十一世纪》的存在却无疑使香港这座城市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这些溢美之词，恐怕难以视为客观、严谨的评价，但其中相当部分，实在是表达惊讶和勉励之意，这对我和刊内同仁以及许多编委，也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但对我和大多数编委来说，最令人高兴的，则是大陆学界文化界的朋友能读到并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文章，与海外交流沟通。当初，用国内朋友来信中的话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陆学术文化界是「一片死寂」；因此，「在现在的气氛下，创办这样有分量的学术刊物，以昭示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命运之不懈努力，实在是非常及时的」。刊物「所揭橥的多元性格，令人激赏，更难得的是，在内容上也完全能表现这个宗旨」。他们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二十一世纪》能在大陆流传，建议应避免发敏感文章，调子再低一点，「希望它从长计议，从学术和理性的角度出发，真正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站得住脚的、能够影响一代学人的一个权威性杂志。」1991年5月，刊物出版四期后，江波再次到北京、上海，广泛接触学术文化界朋友，征求对杂志的意见并组稿。他在总结报告中说，国内学者虽然暂时还不能畅所欲言，但始终不放弃反省，他们认为「人文精神正在丧失，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不应该或借口民间社会，或借口学术与政治无关，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心」，「《二十一世纪》应有自己的立场，应从关怀民族命运的高度出发，作为一种文化事业，长期努力。」这种期待和鞭策，是何等强烈，令江波在他的访问记录本上批了两个大字：「震撼」。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在创刊之初就引起中外各方面，特别是大陆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学术争鸣和文化讨论的分量。例如，早期何炳棣的〈「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一文（1991年12月号总第8期），即引发了哲学教授杜维明、刘述先、傅伟勋及历史学教授孙国栋等学者的响应，辩论十分激烈。接下来，何柄棣的〈原理〉和〈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其意义〉等文章是广泛传播的力作。何公身材高大，两眼虎虎有生气，自言战斗力强，打一个" knock out "一个。他有的文章火气委实太大，只好逐字逐句往来磋商，他也欣然同意修改。1992年4月号发表了上海复旦大学姜义华与余英时商榷的文章，就中国近代政治思潮中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由是激发了余英时的响应以及多篇文章参与辩论。此时，恰逢90年代初由重思想转为重学术的文化氛围大转向，而其背景则是「六四」之后知识分子对80年代启蒙思潮和文化热的反思，这一辩论在中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是很自然的。
　　《二十一世纪》创刊以来，就有如何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的问题。头几期出版后，非文科背景的编委和朋友都认为，所刊文章太长、太难读，刊物面貌也不够活泼吸引。于是，从第6期起增设了「随笔．观察」栏。十分有幸，在陈丹晨帮助下，约来了中国二十世纪两位文坛泰斗冰心和巴金的随笔散文。不久，从第9期起又增设旨在加强作者、读者和编者沟通的「三边互动」，由是令刊物更可读。但影响刊物整体面貌和最重要的改进，则是将首栏「展望二十一世纪」改为「二十一世纪评论」。80、90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民族主义和「市民社会」成为世界性的理论热点，《二十一世纪》曾先后刊登近十篇讨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以及20余篇「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会议文章选编。面对自由主义的空前胜利，于1992年4月号注销了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反潮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显示在新形势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向。当时，也有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的学者，针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历史已经终结」的命题。1993年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时，恰逢开设「二十一世纪评论」栏的第一年。一发现亨氏论题，编辑室就立即加紧策划。由于时间紧迫，只能请新上任的余国良翻译。记得，他为了镇定情绪，一边嚼牛肉干一边翻译文章。也来不及请外面的专家写响应，只好由三个执行编委自己动笔。这样，1993年10月号的「关于未来全球文化冲突的讨论」，及时刊出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以及金观涛、陈方正、刘小枫从不同角度的响应文章。紧接着，12月号又发表了许倬云、何信全、刘述先三篇文章，继续讨论未来全球文化冲突。这组评论立即在中港台和日本、韩国引起极大而长远的反响。这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我们，我也就这样开始一期期地策划评论专题，拿到编辑室和编委会讨论，征询意见和寻找作者。到1997年时，似乎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当年是十月革命80周年，而本刊则于这年10月号以「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反思」为题，注销中国、日本、法国等地中外学者撰写的八篇文章。后来，不只一家中外报刊指出，《二十一世纪》是唯一以十月革命为专题讨论的中文学术期刊。
　　第二个论辩高潮，出现在1994年8月号，是以留美年轻学者崔之元为主，谈中国改革面临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这个选题是自从1991年起就成为本刊作者的王绍光热心推荐的。我立即向崔之元等组稿，在编稿、定文章大小标题时提了不少意见，并约请不同观点的学者参加讨论。紧接着一连三期，刊出了季卫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乌托邦？〉、卞悟的〈淮橘为枳　出局者迷〉和〈「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等多篇文章，或支持有关论点，或提出针锋相对的驳议。这次讨论，被视为90年代「新左派」正式在中国思想学术舞台亮相。一年后由赵毅衡谈〈「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徐贲谈〈「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刘东谈〈警惕人为的「洋泾」学风〉等多篇文章相继发表，理论倾向和学风问题遂成为讨论热点。此外，卞悟所关注的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农业问题，徐贲多篇谈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以及何清涟就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等多篇文章，都各有其强烈社会关切，在国内外引起相当重视。这些本刊重要作者，也是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活跃人士。还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的谢泳，1993年我收到他第一篇文稿时，他尚不为社会所知，现在，他也是中国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了。
　　「百年中国」栏一直是本刊的重点，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读者好评并在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引用。而其中的文革研究报告，更特别惹人注目，成为刊物特色之一。这些文章对文革进行多角度、实录式的透视。1996年文革三十年，再编辑两期文革专号，邀请中、港、法、日、美等地学者撰文，展示「文革对世界的冲击」的国际视野。同年，编辑室将有关论文结集成《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出版。1997年，又顺势推出「反右40年」专辑，还配合香港回归对「香港现象」作了一番巡礼。其后，我们的视野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去。1998年春北约攻击科索沃，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引发中外知识界对人权与主权的新一轮反思和讨论。1999年10月号「二十一世纪评论」中的三篇文章，评述了西方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近两年，更多次组织民主和宪政的专题讨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们又先后发表了中、日、英、美等国学者的看法，其中，剑桥大学诺兰（Peter Nolan）教授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对国人的震撼尤猛。对二十一世纪的来临，我们自然也未放过，1999年12月号「二十世纪评论」用「别了，二十世纪」为题，发表〈站在美好新世纪的门槛上〉、〈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世纪末的危机意识〉，以及〈中国人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等四篇文章，回顾与展望中国在新旧世纪的发展和角色。今年又以「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为题，一连两期发表了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在内的多位学者共九篇文章，从千年长时段来讨论人类的文明史，特别是反思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对于西方宗教文化背景来说，「千年」（millennium）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和暗示，在进入新千年之际以千年为尺度，反思文明进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艾氏就特别热心支持这一选题，寄书寄材料写文章。但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编辑室花费了一年多时间策划的这个专题，大陆学界却普遍感到不理解。从这里，恐怕也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隔阂吧。
　　其实，早已有多位朋友提醒我们，近两年《二十一世纪》与大陆学术文化界有些「隔」，渐渐失去了创刊头几年的激情和锐气。也许，问题主要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离开中国大陆已达11年余，不知不觉间失去了对大陆问题的现实感，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我也一直很困惑：我们企图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专题讨论来把握时代的公共话题，呈现多元社会中各种思想和价值的冲突，藉以克服专业樊篱，倡导批判意识，却又希望达成某种共识，这是可能或者必要的吗？也许，这不过是西斯弗斯式的行径。在乌托邦解魅，意识形态和所有公共性已被解构，在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世界，也许只有个人选择才被认为是本真的存在。在市场机制压倒一切，似乎只有商业大众文化才有生命力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坚持《二十一世纪》创刊时的文化理想还有意义吗？无论如何，我内心却总又时时感到不甘。同时，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大陆有不少同类刊物创办，如《中国文化》、《东方》、《学人》、《传统与现代》、《战略与管理》、《方法》、《开放时代》等等，办刊者同我们一样都有为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一分力量的初衷，可见我们也并非那样孤独。近年来，这些刊物中有不少因为社会的制约而夭折了，令人叹息、惋惜并感慨不已。二十世纪以来，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从来不缺乏有志于公共文化建设的理想主义者，但或因时局动荡，或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不容，或因为经济困乏、个人精力有限而难以为继；有多少杰出的刊物继生继灭，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思想探索亦因此若断若续，虽说是不绝如缕，却无从汇为洪流。在今后，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能摆脱上一世纪的这种历史宿命吗？其实这些困惑我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创刊时都已经意识到了。无论如何，我希望并相信，今后总会有一些人抱着同一希望和信心继续走这一条路。在一个思想和社会参与意识退潮的时代，办一个思想性学术杂志，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苦斗。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苦斗。事实上，正是对这种现实的抗拒，代表了不依赖于政治、大众和市场的批判反思意识的成长和尊严之所在。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0年10月号　总第六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