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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02月/11日/第017版/
真实感受世界
悼苏珊·桑塔格
张汝伦
如不久前德里达的去世一样,苏珊·桑塔格的最近去世也引起媒体的一阵骚动,贫乏无聊的日常运作终于有了一个高雅的名目。“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在媒体一手操办的悼亡合唱中,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促迫,而又有多少是出于逢场作戏?网络和纸媒的大量悼念文章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生平介绍;一类是回忆与死者的交往;再就是一些应景的空话;绝难看到对她思想与文字的真切感受。
苏珊·桑塔格的名字为国人所知至少在10年以上,而她的主要著作近5年也被陆续译成中文,有关她讯息也不断见诸媒体。然而,迄今为止,除了一部据说要让桑塔格本人“啼笑皆非”的“研究专著”外,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大量关于桑塔格的文字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她很有名、很聪明、很有正义感、美国的良心、女权主义者、是个作家兼批评家,等等。至于《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重点所在》、《论摄影》这些著作究竟说些什么,就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了。对桑塔格是这样,对德里达、对哈贝马斯、对欧克肖特又何尝不是这样?对那些“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大牌学术明星人们还能道听途说地胡乱说一点;对于像桑塔格这样知名度较小,或欧克肖特这样比较“冷门”的人物,则只好失语了。视西学为神圣,视洋人为帝天的另一面必然是趋炎附势,不求甚解。
然而,桑塔格真值得我们从心里、用思想去纪念。在当今世界上,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说出自己认为该说的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桑塔格就是这日趋减少的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一位。这是一个毕生“反对市侩思想,反对道德上以及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反对一切不义的思想家。她卓越的品格、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判断为这个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一律的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想法和做法。
虽然桑塔格认为自己不是理论家或批评家,而是一个小说家和散文家,但她赖以成名的却是她的理论著作或批评著作,而不是她的小说或散文。对于她的小说人们褒贬不一,但她的《反对阐释》的当代经典的地位已无疑义。然而,《反对阐释》却不是一部好读的著作。“不好读”不是指它的语言,而是指它非常容易遭误解。记得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时正迷恋于哲学释义学,一看反对阐释,觉得简直是岂有此理。不用释义学,尼采就已指出一切思考都是阐释,怎么可以反对阐释?等耐心仔细读完全桑塔格的主要著作后,方才明白她并不是要反对任何阐释,而只是要反对当时流行的、已经程式化和教条化了的对艺术的阐释,即对艺术道德伦理化和理智的阐释,其目的,则是要把我们的感性从这种僵死教条的理性阐释下解放出来,成长为一种新的感受力。为此,她大声疾呼:“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受。”自从现代性的逻辑使得理性嬗变为工具理性之后,世界的理想化过程就急剧展开了。在客观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和程式化的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也越来越一体化和程式化,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平均化。人们说常人所说,想常人所想,干常人所干。不同的语言说着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脑袋想着同样的想法,不同的长相却有同样的表情。在这个号称个人主义的时代,却恰恰没有个人。理性化意味着普遍化、平均化和一体化,标志着生命基本特征的偶然、个别和差异越来越被排斥和抹去。有鉴于此,从浪漫派和席勒开始,就不断有哲学家试图通过美学即感性学将人从一体化的理性化中解放出来,恢复与生命直接接通的感性的优先地位。这也是桑塔格反对阐释,主张感性和新感受力的基本思想背景。
但桑塔格并不是简单重复欧洲哲学家已经说过的话,而是从艺术阐释问题着手来进一步深化和揭示现代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真实的世界和生命脱节。在桑塔格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带有深刻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谓予不信,可看资产阶级社会流行对艺术的阐释。人们或用异化理论、或用心理分析、或用宗教寓言来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但所有这些阐释,都是理智的阐释,“它实际是理解事物的那种现代方式,被运用于一切品味的作品。”这种阐释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在各种艺术赏析书上,在传媒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专家讲座上,诸如此类的阐释司空见惯。讲贝多芬的音乐,一定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讲贝克特的戏剧,则一定是反映了现代人生活的荒诞与无聊。讲《诗经·关雎》,少不了“男女之间美好感情”之类的套话。在桑塔格看来,这种阐释“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枯竭了。”因此,她提出,“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为此,必须反对阐释。但不是反对所有阐释,而是反对“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导致世界简单化的阐释。
桑塔格从来就不简单反对一切阐释,相反,她始终认为因为我们生活在意义的世界,所以阐释不但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失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而她自己也始终在阐释着。例如,她把萨特的《圣热内》阐释为一部“关于自由的辩证感性的著作”;用宗教来阐释罗贝尔·布勒松的电影;她对电影《淫奴》的阐释更是惊世骇俗。然而,桑塔格对艺术的阐释,以及她对“坎普”的抉发,却不是要揭示什么固定的意义,而恰恰是要恢复或重新生发出被流行的理智阐释吞没已久的我们真实感受世界的能力。是要告诉人们:“任何一种可以被塞进某种体系框架中或可以被粗糙的验证工具加以控制的感受力,都根本不是一种感受力。”
然而,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不是为了远离世界,而恰恰是要更好的认清这个世界。新感受力不是要脱离生活,而是要拓展生活,要我们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始终保持警惕。“道德评价的作用在这里并未被否定,只是其范围被改变了;它变得不那么严厉,它在精确性方面和潜意识力量方面的所获弥补了它在话语明确性方面的损失。”对于桑塔格本人而言,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不乏道德感的感受力使她与德波娃、阿伦特和西蒙·薇依一样,成为我们时代思想最敏锐、最开阔的女性。《疾病的隐喻》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可能有人会觉得,桑塔格之所以对疾病的隐喻特别敏感,是因为她自己就是病人,故而对当今世界流行的疾病的隐喻深感刺激。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但她对疾病的隐喻的思考却决不是诉诸于个人情感,而是从西方文明发展史的宏阔背景下来感受和考察这个触目惊心的现象。我觉得她对疾病隐喻的思考和阐释在内在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堪与福柯对疯癫现象的剖析相媲美。她批判疾病的隐喻,决不仅仅因为自己由此隐喻而受到了侮辱和伤害,而是要揭示,疾病的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正是这种现代文人身上越来越罕见的深刻的历史感使桑塔格的批评文字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资产阶级主流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而是其反面。桑塔格坚持反对对艺术的道德化评判,决不是要否认艺术本身必然会有的道德含义。在她看来,“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的感性意识不仅具有一种生物学本质,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每一种文化都会看重某些感觉,而抑制其他的感觉……。”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它特有的虚无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使得“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就患上了一种群体的感觉麻痹症(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体制的理性化’过程的伴随物),而现代艺术则起着某种既弄混我们的感觉,又打开我们的感觉的电击疗法的作用。”反对流行的说教式的对艺术的解释,不是要进入虚无主义,而是要恢复对这个现代荒原的真实感觉,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桑塔格不想接受现成的世界知识,而要通过艺术更真实地感受和认识这个复杂而又简单、美好而又丑恶、繁华而又荒凉的世界。《论摄影》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论摄影》很容易让人想起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的确有许多内在的相似,如通过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深入分析得出一些宏大的历史结论等。但它们又有明显的不同。本雅明的作品是要通过将电影艺术与传统艺术形式,如绘画和戏剧加以现象学的比较和描述,揭示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时代本质,及其艺术政治学的含义。而桑塔格无意再去证明摄影的现代性(这早已由本雅明做了),她不把摄影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她只是要揭示的是摄影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感受、世界认识和世界关系。她不像本雅明那样再去追究艺术的本质,而只是要描述摄影如何重塑了我们的认识、感受、欲望和习惯。它如何在打开或构造世界的某些维度时遮蔽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东西。本雅明的著作只讨论电影如何改变了艺术与演员、观众的关系,而不涉及摄影或电影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存在。而桑塔格则只关注摄影对我们存在的影响。就此而言,她比本雅明更彻底、更有批判性和穿透性。她比本雅明更明确地表明摄影本身带有的欺骗性和蒙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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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10 06: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