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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自由主义如何对待民族主义抗日运动？
面对着国内沸腾反日民意，抗日、绥靖或者弹压？自由派何为？
1989 年以后，国内思潮倾向于保守，告别革命、反思广场政治大行其道，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动辄斥责为 “ 义和团 ” ，似乎自由主义和民众世仇。如此是不是对广场政治矫枉过正？一九九七年在甘阳在《二十一世》上发表文章《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纠弹自由保守主义，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主将柏林也是赞成革命，对革命的纠弹，不应该造成全盘否定。如此甘阳还不够，还拿着韦伯的气派给自由派盖了一个帽子： “ 政治不成熟 ” 。徐友渔在《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等一系列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捍卫了自由主义原则。
卡尔 . 施密特信誓旦旦地说，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那他老师韦伯的《以政治为业》中的民族主义是什么？韦伯神神鬼鬼地以民族主义凝聚民意，从而把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拧成一团，这不是政治是什么？这要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也是与自由主义纠缠在一起的。作为韦伯，和以 “ 中国韦伯 ” 自任的甘阳，其终极目标都不能说和自由脱落开来，其中冲突那如何办？
与左派相比，自由派要承担更大的政治使命。如果是左派自愿承担的是社会底层的发言人，那么自由派的使命应该是整个民族的发言人，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秉持 “ 分配正义 ” 。这时候自由派关于 “ 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 ” 的清醒，和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必须区分开来。
自由主义是一种对自己最刻薄的思想，最自我审查的思想，进入政治如果会造成扭曲，就会左右手互博，自我掐架。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自由主义从政治中圈起来保持中立，然后把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任务交给宪政运动来处理。宪政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化，但它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还有反自由主义的吊诡之处。当自由派进入政治，就是宪政派。自由主义和宪政派之间的关系，就像《天龙八部》中天龙寺和大理皇室的关系，天龙寺不直接介入，而且高于政治，但也与大理皇室之间不离不弃。这样把徐友渔和甘阳分开来。
既然是整个民族的代言人，自由派就不应该眼界狭小，要气象万千得足以包容整个民族。这时候，不可能轻易地用 “ 义和团 ” 三个字，就把民族主义运动打发掉。道德上或者正当性的否认，并不能取消事实本身，如何面对还是一个问题。这时候马基雅维理主义就要出现了，如何审慎处理，给予适当的对待，这是一个 “ 政治成熟 ” 的自由派，或者说宪政派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9 年开枪以后，自由派的 “ 政治成熟 ” 变得异常艰难，朝野之间的仇恨有足够的强度、广度、深度形成磁场，造成扭曲。这里不能轻易地评论 “ 政治不成熟 ” ，在极端的时刻，理性就太难坚持了。出离愤怒，在极端时刻坚守理性立场那是超人才能干的。
在民族主义上，尤其犯难。例如一个劫机犯劫持了飞机，而且宣称整个飞机都是他的，时间一长，飞机内的人也必须听他的，要不然就就机毁人亡。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碰到了危险，你要不要帮助？帮助如果这个罪犯没有好处，这也行。但是帮助了当然飞机里的安全了，但劫机犯更肆无忌弹了，他认为所有的人，他都能支配，就对整个飞机越加危险了。民族主义可以转嫁国内矛盾，而且可以延续劫机犯的正当性，所以在民族主义上，不仅仅有政治成熟不成熟，而且还有政治正确不正确的评判。
当年围绕刘晓波 “ 应该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才有出路 ” 发生的讼争，和最近焦国标 “ 崇美言论 ” 引起的风潮，有很大相似的地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爱国主义者，炽热的或者默默的。炽热的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言论你不用看就知道，另外一种就是反讽的，因为爱极而恨极，正因为极为爱国，所以说出刘晓波或焦国标式的狠话、气话。听起来令人伤心，但其用心之苦，要有心之人才能看出。
问题也就在于此。当一篇文章，或者一句话，广泛传播出去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听懂，更多的是被扭曲，或以讹传讹，更为可怕的是被政治上的敌人利用。一个思想，在自己身上，或者在能够互相理解的小圈子中间，不会被扭曲，其中微言大义都在。但是一旦进入了公共领域，公众是很少有天眼的，多操非黑即白之思维方式，按需截取，或者一知半解，或者刻意扭曲，如此一来，没有纷争才怪。卢梭为什么后人总是要他承担法国大革命血腥屠杀的罪孽，原因就在于此。在独裁者罗伯斯庇尔身上的变形，未必是卢梭所愿。
焦国标 “ 崇美言论 ” 发生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候，就必须考量它的政治性。也就是说，不管焦国标在说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大气候，到了今天发生了争论，就必须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尽管为了爱国，焦国标是不是要与民族主义运动为敌？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与另外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对撞？
自由派的政治性，就是如何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臻于自由立宪。而且作为民族的代言人，要尽量缩小敌人的范围，或者应该是没有敌人，更不应该说把可以团结的人推向对立面，给自己制造敌人。这时候最大化自己利益，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成了 “ 政治成熟 ” 的标志。当涉及到自由派的政治性，就必须考虑到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内部批评是为了追求真理，可以保留 “ 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 ” 的清醒，但是外部批评是一种表演，一种尽可能说服他人的艺术，这种外部批评的目标是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应该凭着自由派的好恶去评价，应该用政治性的标准去衡量。如何才是最可能说服民族主义者的，经过审慎思量，要坚持这个立场。即使你心头一百个不愿意，也不轻易站在对立面。还有你必须看到，这一百年的民主革命，都是从爱国开始的。其实这场运动，与其他民众运动没有区别，也有过激行为，但是整体上还是内维民权，外维国权的。你不能学习邓小平和 1989 年《人民日报》 5.17 社论，因为保守主义 “ 告别革命 ” 的精神深入人心，就拿广场政治中少数出格的行为作借口，一棒子打死没有半个活口。保守主义因为开枪镇压而形成，如今保守到做成了对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我不能认为只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面对民族主义。除了这种韦伯式的牵引之外，当然还有一种鲁迅式的激将，通过手段和目标的分离，对民族主义进行刺激，从而将民族主义团结起来。后者是一个难度系数极大的动作，而且若非大智大勇之政教合一的领袖，我认为搞不定。鲁迅复活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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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1 07: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