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访谈录》

作者简介:
           廖亦武，诗人，笔名老威，１９５８年出生，四川人，八十年代
“新诗潮”的代表诗人之一，因*判刑四年，出来后妻离子散，生活无着，曾沦落社会底层，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


前言：老威在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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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老威/文

　　90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为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众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为“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为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83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60多年的洞箫，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为，“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为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着，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

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1998年岁末
钱钟书仙逝后的第7天草于白果林

《中国底层访谈录》之一：死刑犯牟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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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1999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27岁的死刑犯牟大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随律师接解死刑犯了，因此显得比较放松。
　　牟大路更放松，他用戴土铐的手揩着鼻涕说：“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
　　他局外人一般谈论着别人的死。我晓得，如果给予第二次生命，他选择的仍然是犯罪。
　　
　　老威：昨天律师把你的案子给我谈了，我感到很惋惜，因为你才27岁。
　　牟大路：律师，法官、公诉人都这么说，我都听烦了。27岁又啷个？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这世上比我命短的还多，同舍的三个死犯，小的那个刚满18，一上了镣，就哭趴在炕上，像只乌龟。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送医院抢救，那肠子已淌了一大捧，两个人都搂不住。剖腹取出胎儿，母子都没气了，据说那软塌塌的小脑壳只有拳头大，还留了点刀印。这是我晓得的最小的短命鬼。
　　老威：你想得开就好。这烟你随便抽，法律无情，我即使想帮你，也只有说几句空话的能耐。
　　牟大路：能出来透透气也不错。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上诉有希望吧？
　　老威：应该有希望吧。唐律师过一会儿到，他这几天正马不停蹄地跑高院。
　　牟大路：今天正好星期五，刚才提人，我还以为要上路了。大清早，电动铁栅门就从一房响过来，二、三、四，五房六房没开，跳过去了，接着七、八、九，我是十房。同舍的三个活死人都提前换成白衬衣、蓝裤子，候在门口。老犯孙鸭儿与我打赌，赢中午的肉钵，他说今天十房没人上路，用不着换新的行头，隆重得像去出席国宴。嘿，真让这臭嘴戳准了。
　　老威：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个星期两次肉钵，一钵莲花白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几砣，他妈咋能让？！虽说没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经被杀死了一大半，中午正好补回来。你不晓得，铁栅门一动，外门一开，三个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朝人背后躲。这时值班干事喊：“牟大路。”特别温柔。平常提讯的声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声音才软绵绵的，我的脑袋轰地炸了，空白了几分钟，才活转来。
　　老威；人落到这一步，太可怜了。
　　牟大路：没觉得。原以为判了死的人，会茶饭不思，没想到我的胃口几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饿，可能是南瓜汤灌的，甜腻腻的“红军汤”，我们已经灌了三个月。
　　老威：啥子“红军汤”？
　　牟大路：我家里有盘摇滚革命老歌，特火爆，带中有一首景岗山唱的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米好香。”我听得烂熟，没想到，我也喝上这红军汤了。老前辈们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威：你还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个月，就肥成这样，再不幽默，就只有苦着脸等着上杀场了。
　　老威：在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
　　牟大路：折纸盒，装头痛粉的，你看我双手铐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能弄三千个。一直折下去，脑壳就麻木了，免得儿女情长想法多。如果这样心头还难受，就把这难受说出来。比如枪毙，我们讨论了几次，一直没弄清楚打哪个部位，后心呢，还是后脑？后脑报销得快，但不太雅观，遇上开花子弹，天灵盖没了，那脑髓起码溅几尺远。法警也是人，就不怕脑浆溅一身？我觉得不会用开花弹，人家经常射人，早练成神枪手了，绝对后脑一个眼进，前额一个眼出。有人问需不需要补枪？万一没打死的话。有人回答没死当然要补，如果不补，就折根树枝，插进枪眼里搅几下，只要一见脑花泡泡咕嘟咕嘟冒出来，就完事。我估计，除了法医，没人有胆量去搅。这些都是芝麻细节，包括跪着毙还是站着毙，人前挖不挖个坑，好让你一头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没咽气，你除了啃两嘴土，也捣不了乱。还想回个头刺激射手，根本没门。
　　根本分歧还是后心和后脑，人一五花大扎，两根姆指就叉在后心部位，照准一射，直中心脏。这样差不多是个全尸，把眼儿一堵，人还是完整的。但死得没那么快，因为脑死才真叫死。
　　老威：这种问题没啥结论。
　　牟大路：所以年年争，月月争，天天争。有时脸红脖子粗，还打架。我被电捧烙了好几盘，回房还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声响算多大声响，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给人留点想头。我刚进房没几天，刘黑娃就上路了。春节还没过，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门外门就一齐响。值班政府特别温柔地喊：“刘忠达，出来一会儿呐？”那口气有点像村长找村民商量事情。当时刘黑娃正吞了口稀饭，把馒头塞了半截在嘴巴，一听勾魂腔，立马就懵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声，好像连喊了三声，最后就进来站在铁栅栏前。刘黑娃咣当一下坐在炕板上，支着屁股朝后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两个红毛就上炕，搭个手轿把黑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瘫起了。他嘴巴还堵着半截馒头呢，看来到阴间都饿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杀人罪。黑道上的老板见他扛着根棒棒在朝天门找活路，就问他干不干大买卖？他当然要干。老板就甩给他5000元钱，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来。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还把大片砍刀直接从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咽气了。
　　刘黑娃一脑壳血去交差，老板吓惨了，后悔不该雇民工，因为职业杀手指哪儿割哪儿，从不过火。刘黑娃说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实他在房里很温顺，彬彬有礼。紧接着他上路的是个采花大盗，鸡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结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盗盘在炕上折纸盒，还在和我比赛。门外一喊，他“哎”了一声，又“到”了一声，就急匆匆地窜下去，一溜小跑出门了。铁栅栏快关时，我才想起，马上下炕捡起他的鞋去撵。撵不拢了，眨眼之间，他就光着脚板入鬼门关。我隔着栏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门，又当地弹回天井。这是性子最急的一个鬼。不行，轮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会像刘黑娃，拖泥带水，一喊我，就响亮地答到，然后哼两句歌，与大家道个别才走。
　　老威：你刚才道过别么？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个逑！轮到你也差不多。
　　老威：还没轮到我头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换个轻松话题。
　　牟大路：轻松？屙屎轻松，我给你讲一段屙屎。前一晌我们房涨进来个大贪污犯，叫老蒋，40多岁，周身名牌，一看就晓得是社会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儿。珍稀动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习惯。但他最大的毛病是当着人不屙屎。
　　老威：这是有教养的表现。
　　牟大路：要么入乡随俗，要么憋死。教养顶个屁用。牢里的茅坑是敞开的，正对大炕和后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须面对一屋苦难大众。聪明一点的，就鸡公屙屎，速战速决，屁眼儿一挤就提裤子。读过两天书的，要慢功出细货，你就看张《人民日报》，转移注意力。实在难看，你就干脆闭上眼瞎挣，丑陋的面孔就彻底消失了。这老蒋，所有的妙方都试过，屁眼儿就是紧。他憋了10来天，脑壳长毒疮，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来。每次他都愁眉苦脸一阵，然后运气提肛，感觉来电了，就朝坑上冲，可一蹲，翻两下白眼，卜卜两个臭屁就完了。有时候，他连屁都不放，像个癞蛤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齐围上去，堵着他耳门喊“加油！”有一回，他又来鼻血又来眼泪，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头叫“慢慢屙”的，老犯孙大鸟，都50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道凑热闹，说：“老蒋，生头胎都这样，慢慢生。”死犯锁了镣子，手脚不灵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还有一层嘻皮笑脸的脑壳。坐牢太单调，除了折纸盒，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所以，老蒋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开始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因为刚进来的，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不适。但老蒋便秘到第八天，大家就预感到看守所的吉尼斯记录要产生了，如果这时老蒋不争气，下了包袱，就辜负了群众的期望。
　　老威：你们觉得这样挺快活？
　　牟大活：当然。老蒋往茅坑一冲，房里就像过节一样，大家丢开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过去了。有的还陪着老蒋蹲在炕沿上屙假屎，老蒋一用劲，这边就“哎嗨哎嗨”。老蒋瞪着大家，没法，就提裤子起身，没几分钟，又上坑，连放几个屁，把满房臭了个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伙肯定捂着鼻孔就躲，因为便秘的屁最臭，你想，陈年老屎在肚皮里发酵，那屁的浓度，点根火柴肯定燃，说不定一壶水都烧得开。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为老蒋打的不是闷屁，不是干臭屁，而是夹屎屁！再难闻，也要冒着炮火给他堵回去。于是孙大鸟和叶鸭儿，又是摸脸又是捶背，连叫“老蒋生娃儿辛苦。”老蒋拖起哭腔说：“你们到底要干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们就不好耍嘛。”老蒋说：“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儿连着我们的心嘛。”老蒋说：“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嘛。”
　　这个滑头的老蒋，趁大家高兴，放松了警惕，竟突然转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两瓣大脸向着我们！这太不叫话！刚才是玩笑，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们的人格了！叶鸭儿是菜农，一辈子低三下四，受尽了别人的气，可也受不了这个。他抡圆巴掌，啪啪就两下。茅坑空间狭窄，挤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数同志在外干着急。老蒋两手把住铁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头，眼看几颗花生米一样的羊粪夹着血当当坠下坑，孙大鸟急出一头汗，竟与叶鸭儿一左一右，硬扳老蒋的肩，老蒋几乎被抬起来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要，要要出来了！”孙大鸟喝声：“转！”这一来，老蒋哭得像个婊子，边提裤子边说：“不屙了！这辈子不屙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枪崩死！”
　　老威：你们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恶棍，下三滥，滚刀肉。我替你骂了。
　　老威：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分得开，所以磨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今天是老蒋，明天轮到其它人，难说。总之，老蒋历经挫折，最后肯定屙屎了——并且天天屙，一天屙六、七盘。因为正在12天头上，老蒋不得不把一条裤子罩起屙，却被路过后窗的警察发现，以为他要自杀，就喝令他“站起”。老蒋气得打抖，将裤子扯下脑壳，伸手从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鲜血示威说：“你看这个！”

（续）

　　警察开门唤他出去，让狱医连开三帖泻药灌下去，从此一通一百通。老蒋拉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世界观都拉改变了，过去，对糙米饭、南瓜汤，甚至肉钵都不屑一顾，莲花白叶子他要夹起对着光照，稍微有几颗虫眼也不吃，若是发现了猪儿虫，更要惊爪爪地叫唤。而今，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汤，他仰起脸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两个月没人送钱，即使送了钱，每个月只能买12元钱副食，还不够他填牙缝。渐渐，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汤差不多，金黄色，像黄河母亲的奶。大伙担心他拉出问题，就暗中轮班上茅坑，连文盲叶鸭儿也在坑上装斯文，看报纸。老蒋像匹笼中的瘦老虎，提着裤子来回跑，可总是插不进针。他哀求占坑者让一让，几乎要下跪了，并且一再闹屎滚裤裆的小儿笑话。有一回，我都瞅出情况危急，让叶鸭儿赶紧闪，那傻农民还在看报，没提防老蒋跨上坑，一转，一屁股就直朝叶鸭儿坐下去，淋了那杂种一头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里，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威：我能不笑么？这笑料太没心没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说这老蒋和叶鸭儿，一个在天一个地在，如果在外头，恐怕永远碰不上，可偏偏在牢里狭路相逢，成了冤家对头。老蒋被气得案子都忘了，然而叶鸭儿菜农嘴脸，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上个月卖副食，除了一人配一个午餐肉罐筒，就是重庆特产怪味胡豆。凡是折子上有钱的，都要了几大包。老蒋的钱还没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赏大家一齐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叶鸭儿故意贴着老蒋的腮帮子嚼，还说：“老蒋，你不是几百万家产么？咋连买胡豆的钱都莫得？你这款爷分明是伪劣产品嘛。”老蒋已正常了个把星期，自我感觉元气恢复得可以，因此吞了满嘴的清口水，顶撞说：“老子的钱把你淹得死！”鸭儿说：“嘴硬顶个逑用，你叫我声爹，我赊给你一大把。”老蒋气得哆嗦，刀背脸上浮起几丝胭脂红，可没料到他还能忍，并且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脸，认叶鸭儿为爹。爹，我要亲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后，爹还要管我的吃喝。”叶鸭儿万万想不到款爷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愤，只好装可怜说：“我是所里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话还没完，老蒋就接了过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装得。”叶鸭儿鼻子哼了一声，老蒋说：“你那山猪鼻子哼个臭逼！今天我们就拼个分晓。”我问：“你拿啥子拼？”老蒋说：“我的钱马上就到，买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问题。叶鸭儿，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来赌了？”叶鸭儿说：“咋赌？”老蒋说：“一人吃两包，你赢了，我倒赔你四包，你输了就抹平。”叶鸭儿说：“等你钱来了再赌。”老蒋说：“你虚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这种好戏，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满舍房兴奋惨了，都冲着叶鸭儿说：“你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还说：“农民始终是满脑壳红苕屎，关键时刻，连胡豆也输不起。”老蒋趁机去扯鸭儿的食品袋，还煽动说：“傻棒棒，想挨打嗦？”
　　叶鸭儿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应战：“这是我老叶的强项，胀死你娃该背时。”老蒋扭了几圈腰，做了热身运动，然后露出比鸡翅膀还瘦的膀子：“想农村包围城市？做你妈的苞谷梦。”孙大鸟绑了个红布在头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运动员进行曲》，选手上场，打盘脚，面对面，眼珠子都要恨出来了。裁判检查了四包一斤装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码了两包，然后把手隔在中间，喊：“预备——开始！”
　　选手扯开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头填，腮帮子鼓得像大蕃茄。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浸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汲干，不仅没汲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头抵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搽在对方脖子上。叶鸭儿咽下一口翻上来的胡豆渣渣，叽咕说：“老蒋，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蒋怪叫一声，就翻下炕。想一会儿，拍拍脸，他突然埋头直接啃炕板上的东西，这办法果然灵，他三下五除二就超过去了。唉，这老蒋眼都直了，孙大鸟拿手指头在他鼻子尖晃了三回，他都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嚼，嚼。叶鸭儿见了，也学这一招，两个人并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滚、碰墙，连哨兵也觉得稀奇，在楼上观战。叶鸭儿跪了一会儿，死肚皮在地上颠，觉得眼冒金花。马上站起来，坐回炕上，一把填进去才一秒钟，嘀嘀哒哒地回出来大半把，大嘴变成了不断挤屎的鸡屁股。可老蒋越战越勇，埋头啃，像个机器，根本不看对手一眼。两人都满脸胡豆渣渣，翻了无数回，都停顿，抹胸，一点点夺下去，叶鸭儿到底不行了，最后一把没填完，全部汤汤水水地回出来，他还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战绩：“一斤八两一钱！”
　　老蒋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一路猛啃，我贴倒在耳门吼：“你赢了！”他从胡豆渣渣里瞟了我一眼，还要啃。孙大鸟伸出两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这条疯狗往上提。他浑身软沓沓的像没有脚。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了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叶鸭儿还蹲在坑边抠舌根，又没来得及闪，就被老蒋搂在怀中。老蒋一口喷出两米远，厕所的三面墙统统开花。两个选手一上一下地乱呕，成龟孙子了。热闹大了。这是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挨了电棒，还是快活惨了，龙门阵摆了好多天。
　　老威：老蒋现在没出毛病吧？
　　牟大路：呕了几天血，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彻底没事了。
　　老威：肯定有后遗症。
　　牟大路：他已经上路五天了。估计已经到了阎王爷跟前，那是个专治后遗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会去。
　　老威：你还没谈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中国底层访谈录》之二：人贩子钱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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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拐卖人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罪恶行业，在旧中国，这种能赚大钱的买卖都由黑社会操纵，把骗到手的良家妇女高价转给发达城市的妓馆。
　　没想到，新社会铲除了黑帮，拐卖犯罪却由钱贵宝这种大山里的乡巴佬继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1992年4月30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钱贵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由于不准带任何录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时此刻凭记忆追述。人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这套歪理升华成一种“信念”。
　　但愿这篇采访能为犯罪心理学提供某种参考。
　　
　　老威：我看你这幅样子老实巴交，不像个人贩子。
　　钱贵宝：我的确不是人贩子，我正儿八经做生意。
　　老威：做人肉生意吧?
　　钱贵宝：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开妓院。
　　老威：你没干过逼良为娼的勾当么?
　　钱贵宝：资格的良家妇女，无论你咋个逼，她也成不了娼。比如我老婆，至今还守在穷山沟里，我都成这样了，她也没改嫁，没偷人。而天下大多数女的，也同男的一样，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喜欢占便宜。报上经常登某某某如何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捉摸，这个人生价值，不外乎就是花一分力气，占十分便宜；就像歌星，张张嘴儿，唱个歌玩儿，票子就哗哗朝兜里淌，所以人人都羡慕歌星、模特，因为他们张张嘴儿，扭扭胯就能赚。我是农民，为啥没人崇拜农民?就因为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气也占不了一分便宜。你出了汗，种了粮食，可城里人吃着粮食还嫌你汗臭。因此，我干这个行当，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投其所好。不错，我干了五年卖了20多个人，可这些人都是自觉自愿跟我走的，我又没拿枪逼着她们，我又不是劫匪，绑了肉票换钱。
　　老威：你欺骗引诱，毁了人家的一生。
　　钱贵宝：我承认我欺骗引诱，但这世道，有几个人不欺骗引诱!恐怕只有吃糠的猪最老实，凡吃米的东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老山里的傻农民，肯定没人愿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齐点，说是广东某公司的经理，虽然样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来了。好多女娃子，都是见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来劲。并且，怕说自己是小地方的。
　　我发觉自己还有点魅力，刚出道时不自信，以后熟能生巧，舌头象在青油里泡过，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嘿，本来信不信由你，不信，你当我放屁；偏偏有那么多婆娘把我的屁当肉包子吞了，当香水搽了，活该。
　　老威：你是咋个奔上这条路的?
　　钱贵宝：这类事报上登得比较多，没啥子稀奇。我是平武县小河沟的农民，平武你可能晓得，出熊猫的地方。过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们靠山吃山，捡伐木厂剩下的木头去卖，也够糊口，另外，山上的物产也丰富。可后来，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厂也撒了，地在坡上，不好种，我们那地方你没去过，光靠种地，养不活人。28岁以前，我超生了三个女娃子，连裤子也没多余的。村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裤下地，把布裤子省下来，走亲戚、见外人时穿。冬天，姑娘媳妇都光着，挤在内屋火铺里做手工活路。这样熬到92年，村里几个壮劳力一碰头，决定把存放多年的一些件皮货拿到县城去换车票钱，然后搭伙出外打工。先是在县上盖房，以后就跟包工头到成都，到甘肃，长了见识，就不干那累死牛的重体力活了。兰州的回民对人义气，我跟他们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窜乡，北方的地盘太大了，就是戈壁多，逑毛都不长，并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口窖里，要喝大半年。但是，这里男人对人实在，死心踏地跟着婆娘转。因为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攒呀攒呀，攒十来年的钱，血汗钱，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在四川，我们那地方够穷的，也没见有多少光棍，可这儿，男人见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马上骑上去就日。你晓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别欢迎四川婆娘。我的脑壳一转，嘿，该发财了。
　　老威：你第一次卖人是啥感觉?
　　钱贵宝：我第一次没卖人，我把两个女儿嫁过去了，把赔钱货变成了赚钱货。我的亲家在当地还算不错，那地方离铁路线才十几里，不算太偏僻。我把两个女儿嫁在同一个村，得了600元钱、8只羊。羊卖给车站了，50元一只，这样，我就有了1000元，发了大财，人都高兴快疯了。但是没过几天，我女儿告诉我，她们村里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贩子倒过来的，一个人的价钱最低也要2000元。我这亲家还是做亏本了。
　　老威：你大老远把女儿嫁给一个陌生人，他们合不来么?你得了钱，你女儿的退路就没有了。
　　钱贵宝：农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叶，有啥合不来?除非男人不长鸡巴婆娘不长逼。女人是越日越好看，当然，生了一两个娃儿，就没啥看头了。俗话说：“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后是狗奶奶。”
　　老威：你是咋个扩大业务范围的?
　　钱贵宝：最先我还老实巴交的，给家乡人牵红线。可任务太艰巨了，我费心费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山里的女娃子，一辈子从来没出过县境，你要她一下离乡背井，跑几千里以外去嫁人?嘿，死她个舅妈都不干。没办法，我只有骗，说在北方开馆子，招服务员，管吃管住还拿工资。这一招不灵，就干脆刻公章，造证件，开皮包服务公司，招工人。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适合开纺织厂，生产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渐渐，我的骗胆越来越大，与兰州的孙大个子，银川的刘螃蟹，河南新乡的刁二娃都有了业务联系。我负责把招来的“货”运到约好的地方，交他们的“公司”就行了。
　　老威：还是个跨省的人贩子团伙呢。喂，你这么卖力地为家乡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报应?
　　钱贵宝：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当然，我们是乡巴佬，做媒的方式有时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没征求女方的意见。但是乡下的旧风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见面，只有进了洞房，揭了盖头，才晓得对方是巫婆还是天仙。我父母那代人就这样过来的。
　　老威：啥子进洞房?据我了解，纯粹是上刑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倒爽快、数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脱手了。许多女娃子当即就被几个人按住手脚，让“新郎”强奸。还有被捆绑，被毒打得通体鳞伤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强奸老婆么?
　　钱贵宝：强奸老婆?你咋有这种怪想法?当然罗，你是城里人，夜总会、舞厅，甚至车站、码头，都能认识女娃子，如果脸皮薄，出不了众，还可以上官办的婚姻介绍所，在报纸上打征婚广告，这回不行有下一回。乡下就差远了，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在山沟里钻，结婚生孩子，多穷多累，有啥出息?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可离县城几百公里的夹皮沟，谁去投资?恐怕本钱都收不回来。连机耕路都不通，鸡肠小道一走大半天。中国还有不少这种地方吧?财神爷请不进去，就得自已走出来，欢迎改革开放。大山里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里透红，而北方最缺的就是这种水分多的货。那里的光棍太多了，我把这千里姻缘一线牵，两方都找到了归宿。虽然开头不那么温柔，逃跑啦、寻死啦，喊爹叫娘啦，可这一关过了，嫁鸡随鸡，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至于捆啊打啊，农村就这样，汉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汉子。除非老了，撵不动了。有一回，我和老婆掰包谷回家，我就想日她。她说来那个了，既使我想日，也要等到天黑。我不干，非要白天日逼，她说累了，死活不准脱裤子。我毛了，就摸根顶门杠要出脱她，她拔腿跳跑，我跟倒撵，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自尽。嘿，你猜咋样?她非但没沉下去，反正坐在水头哇哇嚎丧。原来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我带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绑不成夫妻嘛。”
　　我是在帮国家解决困难，一个地方，光棍多，气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阴阳就调和了。城里的婚姻介绍所还兴收介绍费，我与他们同行，也该收。其实除去车船费，沿途伙食费，鞍前马后跑路费，我也剩不了几个钱。有时，与那边“公司”把价讲好，人去了，男方却变卦，出不起那么多钱，也只有便宜卖，我们从不敢在人家村里闹事。
　　老威：四川警方组织了好多次解救被拐卖妇女的行动，群众都拍手称快，想必你已看过电视了吧?
　　钱贵宝：当然，你们城头人是拍手称快，山里人就不晓得了。其实这边的女娃子到那边住过一年半载，习惯了，总会想法与家里通消息的，“失踪”只是一种说法罢了。从男方家里逃跑的只是个别人，而多数人是不会同自己的丈夫分开的。
　　老威：什么丈夫?没办法律手续，就叫非法同居。
　　钱贵宝：民间的规矩，吹吹打打，公开请了客就算夫妻了。
　　老威：你是法盲还是装糊涂?
　　钱贵宝：乡下人千百年都这样，背太阳过山，和尚的脑壳--无法。有法也用不着。
　　老威：这回用着了，你拐卖人口，应该判死吧?
　　钱贵宝：我主动坦白，从轻判了无期。
　　老威：在狱中学法吗?
　　钱贵宝：学。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情愿多劳动，我祖祖辈辈都劳动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于国家的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后来又包产到户，再后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总之，一个天子一个法，我一个土老坎，恐怕懂不过来劳改几年，天天都要学报纸，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认罪服法。可说我是啥子“社会公害”，我不服气。我给政府增了麻烦，要出动那么多警察和车辆，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后，还要费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从男方家里接出来。我晓得，精灵点的婆娘早就藏了，不会让警察找到，因为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乡下不比城里，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见亲人，马上抱头痛哭，失散了多年嘛。可婆娘回到大山沟干啥?从晓得你被卖出去，哪怕老光棍骚得裤裆起火，也不会要那烂逼。
　　北方比南方野，从电视里都看得出来。前几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个打拐节目，那些村，穷得不长一根草，警察的车一开进村头，就被围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从土里拱出来一样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后来是县委书记、公安局长都来了，鸣了枪，车才开动的。哪个愿意人财两空呢?那可是血汗钱买的媳妇啊。我的眼泪都看出来了，早晓得这么惨，我就不卖人了。我得的是昧心钱。可话说回来，我干这行当也不是一天两天，人人都晓得，为啥子还要饿痨饿虾地接我手上的货?那么多村，那么多乡都不懂法?我又不是在外国卖人。
　　我敢打赌，被警察解救出来的农村婆娘，多数还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当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这方面风俗太坏，手重，不象四川，小打小闹，不伤和气。

（续）

　　老威：别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爷还慈悲，你这种营生，历朝历代都属打击对象。不过，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也算有了进步。你们这个人贩子集团很兴旺吧?
　　钱贵宝：有十几个人，这座牢里关了七、八个，北方的就在当地坐牢。领头的两个已毙了，我是演文戏的，没动过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老威：你们还强奸被拐骗的妇女?
　　钱贵宝：我没有。我还劝过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装货，出多少血人家都干，一破了处，价钱就垮了下来。可那两个挨刀的，年轻火气旺，睡倒坐倒都想搞。周黑娃长得标致，骗打工妹有一整套，经常是把人家日出感情来，再牵绵羊一般弄到约定地点交货。
　　老威：你们不光是在农村作案吧?
　　钱贵宝：现在的农村地少人多，况且种地不来钱，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别多。有一年春节后，我在成都火车站整整打一个星期的野铺，还没弄到票。我一见人山人海就来劲儿，这是钱哪，南来北往的，又都准备到外地，前途说不准，心里都空捞捞，所以，这种场合，一旦出现一个啥都晓得的热心肠，大家都抢着向你问这问那。看准了，想骗就骗，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老威：罪过罪过，你骗这些可怜的人!
　　钱贵宝：我也哄过大学生，还哄过一位研究生。
　　老威：就凭你这张老脸?
　　钱贵宝：不错，我天生老成，遇见这些知识分子，绝不能说招工啦，经商啦，社队企业家之类，那样，三言两语就识破了。我啥都不装，我是农民。但是我们那里条件不错，有花果山，有水帘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没被开发出来的世外桃园。吹农村的物产丰富增是我的本行，凭我这条舌头，不怕这些读死书的女娃子不动心。然后，我才向她们虚心求教，表示我们那世外桃园缺的就是知识，是人才。我曾邀请那个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车，去参观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后，回去好给我们引进些人才。我们一律高薪聘并请来去自由。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会被我的诚心打动。可惜，这种文化高的婆娘，闹的花样也多，有个女娃子被压在地窖里一个月，也不屈服。
　　老威：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头。
　　钱贵宝：该割，该割。我哄人哄成习惯了，但愿坐牢能戒掉这种毒瘾。
　　老威：你们的团伙有女骗子么?
　　钱贵宝：你说放飞鸽?那是前几年，现在行不通了。“鸽子”放入男方，过一段时间能逃回来算没事，万一没逃出来，或者被发现了，漏子就捅大了，弄不好会出人命。放飞鸽那些人已经激起公愤，我们要做，就正正经经地做。有信誉才有钱赚，出了事，人家才会掩护你。
　　老威：谁掩护你了?
　　钱贵宝：当然不能说。况且，我犯罪，我坐牢，与别人没关系。

（待续）

《中国底层访谈录》之三：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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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金光村是成都市最老的贫民窟之一，由于地盘偏狭，位于城建死角，所以至今没有折迁响动。我曾随母亲回去了几次，旧屋和旧邻都还在，我在这儿渡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73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车辙碾得再深，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可米主任这一代毕竟是存在过的，并构成一个社会最初的基础。
　　请世纪之交的健忘的读者记住这次访谈的日期——1996年11月4日下午2点。
　　
　　老威：我找居委会的米主任。
　　米大喜：老的还是小的?
　　老威：老米主任。
　　米大喜：我就是，不过已退居二线了，今天是暂时在这儿替女儿执班。请问同志您贵姓?您的单位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呢?
　　老威：我不联系工作，我是二幢廖老师家的二毛。
　　米大喜：二毛?!长变了长变了，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在哪儿发财?咋不回老街坊打一头?你们家的房子可是好久没人住，房管局下来调查几盘了。
　　老威：我妈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我家地势低，墙角浸水，啥都发霉了，没法住人。
　　米大喜：你妈绝对高傲，不与居民上打照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常联系。
　　老威：我是想常联系，可这一带下点雨，就同水牢差不多。今天我拐了无数道弯，人都转晕了，才找到居委会。我记得原来的居委会在正街上，好风光哟，您老人家每天早晨都在门口举行挂旗仪式。
　　米大喜：你不愧文人，一翻就是老皇历。我刚当居委会主任才40多岁，因工伤右手残了，就从齿轮厂病退到街道。当时想不通，因为60年代，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可转眼之间，人废了，还与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婆大娘们为伍。各级领导都来做工作，还把我选为区人大代表。你说的米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汪所长和我们一起去征用的。原来住了个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几个儿女都跑海外去了，就剩两个老的，乡土观念重，不愿背井离乡。公私合营后，他的厂子归国家，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就没事可干，整日闲赋在家了。65年下半年，虽然文革还没正式开张，但火药味已闻得见了，所以我们一去，老家伙就晓得咋回事，马上顺水推舟说他解放前剥削工人弟兄，罪孽深重，经过这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早就想把这座祖传的剥削阶级的袱袄卸下来，奉献给国家，只苦于一旦奉献了，就要露宿街头。汪所长倒爽快，马上开了证明，叫人拿到房管所，给老俩口换了当街一间九平方米的屋。
　　老威：你们这是违法。
　　米大喜：那个时代，革命就是最高的法。再说，两个老人住那么一座十来间屋的大宅院，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周围全是贫民，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才几平方，就你资本家特殊，真不怕闹鬼?真不怕被群众的口水淹死?告诉你，把资本家的大院改成居委会，是全体人民都赞成的好事，要不，文革闹起来，造反派不一把火烧了才怪。
　　老威：后来呢?
　　米大喜：后来街道也造反了，居委会又改作某某派的临时军部，直到68年省革筹成立，张梁刘张当了政，市面上才初步有了点秩序。接着又是红卫兵上山下乡，所有的组织逐步解散，居委会又开始办公。
　　老威：办公?居委会是政府?
　　米大喜：居委会是政府的基层群众组织，算是最低的一级吧。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才是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具体管我们这段的只有一个户藉警，而办事处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群工科。
　　老威：你领工资么?
　　米大喜：能领一点固定的补助，叫不叫“工资”?至今没个说法。我是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能计较报酬么?这芝麻官是世界上最累的活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这儿向下传达，群众有啥反映，也要通过这儿向上汇报，当然啦，各个时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这段，鸡鸣狗盗之徒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居委会这级组织配合政府进行整治，早翻天了。
　　老威：米主任，您还没说居委会是如何搬出朱家大院的。
　　米大喜：老头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不愧是洋教授，很会说话。他们一进屋先鞠三个躬，感谢党和国家，以及街道的人民群众按政策替他家照看房产，说本应付清这些年的看家费，但考虑到居委会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金钱反而会损害大家的感情和形象，所以，特送“海内一家，叶落归根”的锦旗一面。
　　老威：这么说，他们要回来为国效力?
　　米大喜：你信他这套资产阶级的鬼话。我们前脚搬，他们后脚就开始拍卖房产。那是1985年，国家还没开放到这种无法收拾的田地，大伙基本都靠工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特别有钱的人，所以，那院子没人要。你猜他咋办?他回过头找政府，喊出30万的天价要卖给政府，歹毒啊。换了毛主席时代，群众个个都会站出来扇他嘴巴，可现在风向转了，资本家吃香，资本家兼有海外关系的洋教授更是香上加香。政府仁慈，想借此安抚海外游子受创伤的心灵，吸引他们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然而，这种人已被美帝国主义彻底俘虏了，拿了钱，马上走人，还说自己的家产已脏得象垃圾场。
　　老威：现在那种规模的宅院得卖200万吧?
　　米大喜：拆了。太可惜。我不是为院子可惜，我是为政府的钱可惜，当时的30万现在值多少?建10所希望小学也用不完。前面那条街正处在干道上，全拆了。这儿是死角，开发商来看了，地盘窄，又不当街又不当路，而且是穷人窝，没啥赚头。唉，拆迁全凭运气，有运气的都迁了，迁不了的，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迁不走。很多人不明事理，按多年习惯，啥事都找居委会。我们又变不出房子来。
　　老威：您老人家是群众的主心骨。
　　米大喜：哪个又是我的主心骨呢?
　　老威：您可不能悲观，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外来人口多，形势复杂，缺了您这一角儿，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下来，都两眼一抹黑，他们找谁了解情况?您就是政府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啊。那家聚赌，那家租房，那家来人没报临时户口，那家非法同居，您都一清二楚嘛。记得小时候，街坊上的二流子都特别怕您，因为公安局要送谁去劳教，也得征求您的意见。
　　米大喜：现在也要征求我的意见，不过商品经济，大多数还是罚款。前一晌，我女儿领着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抓了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都送城郊的多宝寺收容所了。按他们的罪，送劳教绰绰有余，但都只关了几天，只要有人替交罚金，就放。
　　老威：他们犯了啥子罪?
　　米大喜：聚赌、嫖宿、看黄碟、不办《暂住证》或《暂住证》到期不续签。
　　老威：这好象不是罪吧?这叫生活作风有问题。
　　米大喜：你的脑壳才有问题。过去，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看黄碟、嫖宿，就是偷看手抄本也够劳教资格。你家隔壁的西皮娃，传播《少女之心》被人捡举，我领派出所去查抄，人脏俱获。于是挂黑牌，游街示众，还送劳教三年。罪名就是“传抄《少女之心》犯”。
　　老威：都是邻居，您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呢?
　　米大喜：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前有部朝鲜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我连看了几遍，感触很深。就由居委会出钱，把联防队员、积极分子、义务交通员和居民小组长都请到电影院受教育，我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唯一的法宝当然只有依靠群众，80年代以前虽挨家挨户查户口，在查之前，都由居委会到派出所反映敌情，因此表面上是普查，暗地里早有重点可疑对象。
　　老威：75年，我舅舅刚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回来，就被您老人家查过，弄到派出所去泡过一夜。
　　米大喜：你舅舅是国民党，行迹可疑，容易引起误会。不过，几十年了，让我撞上的误会就这么一次。唉，过去的事了，而现在，打击犯罪的力度要大得多，一年要来好几次拉网清剿，公安、武警在全区、全市统一行动，连派出所也只起配合作用，居委会呢，也跟着跑，但同过去相比，只算得上敲边鼓。
　　老威：这样好不好?
　　米大喜：倒是痛快，可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挫伤了。
　　老威：现在不是打人民战争的年代，依法治国，群众靠不住。当然你们这代人除外。
　　米大喜：二毛同志，你咋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呢?
　　老威：我不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今天就不来找您了。这块地盘，过去是成都市无业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今，这里除了小商小贩就是小偷小摸。我们的老屋被撬了好几回，没损失啥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瓶老酒，一台冰箱，一台破电视机。我没报案，掉这么点东西就报案，会笑掉人的大牙。米主任，您明白是咋回事，前天猫毛俩兄弟打架，老二捅了老大一刀，幸好没出人命，也私了，没报案。这地盘，就这么个传统，您不会不晓得吧?

（续）

　　米大喜：我晓得，要相信政府有魄力解决治安问题。唉，你着急，政府比你还急。去年夏天由居委会出头，在这门口开了个茶馆，天天爆满。我原先设想，形势变了，过去那种通过喇叭吼一声，大家就端个小板凳来开会的作法行不通了，开个茶馆，你不通知他自己就来。我们利用这个场所，既卖了茶水，又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可解决几个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举几得。那晓得，莫说在茶馆里读文件，就是读报纸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要起哄。我女儿劝我灵活点，报纸没人听，就改打川剧围鼓，这是传统文化，弘扬忠孝仁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这一来，老年人欢迎，年轻人捣乱，夜里一开场，就有人告到电视台，要求派记者来采访“噪音污染”。众口难调，我这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主意。嘿，你没主意，群众自己有主意，打麻将，一摆就是六、七桌，还闹桌子不够。于是大伙也不请示你了，就各从各的家里抬桌子板凳，一会儿就摆了一坝，还拐弯，又有人过来接电线，牵电灯，这叫啥话，居委会变成大众赌场了。还有人建议我按桌子收钱，说：“茶喝不喝没关系，只要有麻将打就行了。”
　　老威：这叫财神爷进门，你拦都拦不住。
　　米大喜：我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咋能把大家引向邪途呢?
　　老威：麻将也叫邪途?那成都市全体人民都入邪途了。没有一家茶馆不赌。
　　米大喜：不少人赖在茶馆打通宵麻将，赢了就吃喝嫖耍，输了就偷鸡摸狗。我后悔，想关门大吉也来不及了，连女儿也劝我听之任之。然而，我是居委会主任，我要为这段的治安负责。有一回，五幢的驼背打麻将输了一万多，疯了，回去就喝滴滴畏，幸好他老婆发现得早。事已至此，我只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报警抓赌，等于自己封自己的门。很多人都在背底里咒我骂我，因为这件事，我辞职了，派出所决定，由我女儿接任。
　　老威：好象还是您说了算。
　　米大喜：我女儿50出头，气功啦秧歌啦，专追热门，她的性格更适合与群众打成一片。
　　老威：茶馆垮了，您又如何开展工作?
　　米大喜：我让人在房顶安了一个高音喇叭，早、中、晚广播三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本来这是居委会坚持了几十年的做法，过去，居民家里没电视，个人也没订报的习惯，所以，这广播还挺受欢迎。80年代以前，我手下有专职的播音员，平时读文件和报纸，还播放音乐。搞得和中央台差不多，有时就干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偶尔也有街道新闻。可后来，电视渐渐普及，这广播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老威：让我看看您的广播室。
　　米大喜：就在那旮旯里，让我把电灯扯燃，否则黑咕弄冬，你摸不清楚。公家的电，能节约就节约。
　　老威：这么黑，平常咋办公嘛。
　　米大喜：我的办公桌在门口，闲人也没必要朝里面打望。
　　老威：嘿，完全有必要。灯亮了，这四壁上的荣誉才显得辉煌!这么多锦旗奖状!几面墙都挂不下了。哦，马恩列斯毛的大照!我记得小时候就有?
　　米大喜：居委会搬了三盘家，房子越搬越小，锦旗和奖状，还有大半柜子，挂不出来，特别委屈的是这五张领袖像，并排挤不下，转角又不好看，只得边角压边角。这是60年代我刚下街道时买的，纸张和印刷都特别巴适，以后的领袖像，质量就要差些，颜色也淡。
　　老威：看上去的确古香古色。
　　米大喜：30多年了。
　　老威：算文物了。可惜太挤了，这面墙宽，咋不把伟人请过来?
　　米大喜：供领袖像是有规矩的，只能在进门的正面。
　　老威：哪就错开一点嘛。
　　米大喜：你以为是贴明星照?上下左右歪着倒着都没关系?马恩列斯毛都一样伟大，只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否则会犯错误。
　　老威：米主任，您令我太怀旧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时间在里面完全停顿了，我还会抽空来，一面一面地读墙上的锦旗。
　　米大喜：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只可惜，这些荣誉没有传人了。居委会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开展。你看，这是带话筒的收录机，这套调音设备，还是80年评先进居委会时得的奖，由区委书记亲自颁发的。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只好由几个老年人轮流担任播音员。眼花口吃，经常出错。从前，光读报纸、文件就要三个小时，而今，时间只有缩短，早晨6点半到7点半，中午12点到1点，晚上8点到9点。除了阅读和播放音乐，还有天气预报，以及个人口头发表的观点。
　　老威：啥观点?
　　米大喜：比如早晨播完开场的《东方红》(有时是《春天的故事》)，就是提醒上班的同志，交通拥挤，骑车、走路注意安全；早饭不能马虎，防止低血糖；退休老人不能贪睡，起床的注意事项；下岗的青年同志要勤劳，莫自暴自弃。中午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新闻；晚上要发安民告示，提醒关门窗、关煤气、防火防盗、早睡早起；不要聚众赌博，注意陌生人。还要播火警、匪警、障碍台的电话号码，有时还播性卫生知识，老年人起夜注意要点。
　　老威：真是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米大喜：一进这间屋，处在荣誉之间，就觉得自己又在焕发青春。虽然许多青年同志不理解，找上门提意见，说高音喇叭是噪音，骚扰居民。我反驳说，这也叫骚扰?那卡拉OK、黄色舞会、通宵达旦的滥酒划拳叫不叫骚扰?你多听听我的广播，多了解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心灵就净化了，档次就提高了，就有追求了。电视台来采访，也被我说服。开玩笑，我是长期做基层群众工作的人，党和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我们这类人深入到千家万户的。
　　老威：人心不古。想起居委会当年的风光，真令我感慨。
　　米大喜：我知足了，现在没几家居委会在正常运转，一般都是把办公地点腾出来开麻将馆。
　　老威：据说您这会址也是临时的?
　　米大喜：已经“临时”了十多年。房主陈银在你小时候就疯了，有一次，他把煤油炉子点燃，放在他爸的床下；还有一次，他把他爸卡得翻白眼。总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老子。陈老汉被折磨死后，陈银没人管，到处追女娃子。于是由居委会出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我们临时代管他的房产。
　　老威：疯子回家了咋办?
　　米大喜：五花大绑又送回去，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家。
　　老威：病好了也送回去?
　　米大喜：送回去，总比流落街头强。
　　老威：万一这一带拆迁了呢?
　　米大喜：就把疯子的户头换成居委会。作为集体的遗产，它永远属于全体居民。
　　老威：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

（待续）

累！

《中国底层访谈录》之四：酒鬼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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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

高马属狗，生于1958年，在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当了多年编辑。他嗜酒如命，曾喝遍天下无敌手，真不晓得他的编辑是怎么当的。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高马还是诗人，出色的翻译家，虽然满脸浮肿，烂得象一堆酒糟，左看右看都不象有文化的人。

他已离过三次婚了，第四位夫人在我采访他时，就坐在旁边，她一再开玩笑说要对我的采访记进行审查，象我和高马的领导同志。

高马早不耐烦了，他一再伸懒腰，舒展着一身肥肉，为中午的酒宴做准备。时为1994年10月3日，在和平里附近的一个公园。
　　
　　老威：你已经毁了三次约了，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你。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高马：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你采访我什么呢?我已经好些年不写字了。

老威：你撒谎，前几天我还在一本杂志里见过你翻译的希腊诗歌，赛菲里斯的《桑托林》：“假如可以/你就回到幽暗的大海吧/忘记笛声，忘记赤裸的双脚/在你和他人的睡梦中踩踏/沉沦的，生命的声音；//假如可以/你就在你最后的贝壳上写下/日期、姓名和地点吧/然后再抛回大海之中……”

高马：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文化大革命，红色大海洋，集体的狂欢突然之间沦为集体的痛苦。痛苦吗?痛苦是为欢乐所付的门票，记忆是为遗忘所付的门票。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背叛了，又他妈的怎样?当然不能怎样，谁能把醉鬼怎样?我说到哪儿去了?你看我这脑子，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上午不喝酒，脑筋就不转，或者转也白转，你看见我皱着眉头，以为我在挺深沉地思考问题，其实我在睁着眼睛睡觉。

老威：你刚才还在编发新闻呢。

高马：工作是一种本能，闭眼也能干，我编了十八年，报纸已化作身体的一部分。这边领导视察、讲话，那边特大车祸，家属要讨个公道，其实这种公道死者不需要，左边鲜花和儿童，过节呢，下边，脱毛霜广告。11点半下班，中午喝啤酒，边喝边做私活，效率很高，脑筋象生锈的机器开转了，开始头有点疼，咔咔响，后来喝通了，第一泡尿出来，整个身心都舒畅了，接着越来越舒畅，半个钟头一泡尿，肠子好象是直的。有人说，醉鬼没心没肺，对，我越喝越没心没肺，腰以上全没有。一张漏斗嘴巴直通尿道。你说我译过诗?现在我想起我译过诗，好象和排泻有关。我忍着一泡尿，偏不拉，这时就会本能地亲近大海，向大海撒尿太舒畅……我接着喝，直到受不了直冲厕所，这下诗的感觉没有了。我一下午要喝十几瓶，你算算一个月酒钱多少?

老威：相当于你的工资吧。

高马：你太小看我了。晚饭我还接着喝呢。白的，二锅头，一瓶半到两瓶，有一口没一口，直到半夜。有朋友陪着喝当然好。80年代，家里有许多过路客，吹拉弹唱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大伙一块醉，摔跤一般抱在一块，躺在街心说悄悄话，什么永不分开。谁拉我回家我就同他急，一个狗钻裆，撞到树上，又弹回来。星星长毛了，这是诗人马松的句子，“我的毛醉了!"腋毛还是阴毛?还是月亮抖下来的寒毛?他妈为什么不在80年代被汽车碾死?我在80年代醉的最后一场酒是在和平里，与一个当兵的，大冷天，喝着喝着就开始扒衣服。你知道醉鬼与醉鬼之间就这样。我埋怨他坐得太远，其实他就在我的旁边；后来我又问他的鼻子在哪儿?他摸着我的鼻子说在这儿，我说不是，这个鼻子不是那个鼻子。他火了，扇了我一耳光，我倒在地上，看见那玻璃窗一晃一晃地扇耳光，就撑起来要去打它。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衣裳练，我就脱衣裳，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裤子练，我就脱裤子，后来我们都哭了。再后来，我的酒友纷纷戒酒，成家立业，变体面人啦。一晃八年过去，我还在喝，常常一个人喝，鬼都不上门。

老威：你也结过婚。

　　高马：结过三次。第一次醉了，抱错了人，恰好被我原配夫人撞见，完蛋了。第二次又抱错了人，我的次配夫人说，你哪是酒鬼，纯粹是个花鬼，你连亲了谁的嘴也不明白?我说那是酒杯呢，她说去和酒杯睡觉吧，又完蛋了。第三次，是我老婆抱错了人，她以为我醉了不知道，就跟一个男的出去了，我趴在窗台上，看见他们手挽手在雪中散步，真够浪漫。我追出去，头碰了电线杆。我不省人事，差点没冻死。我醒过来，却躺在床上。我冲守在一边的老婆咆哮：“肯定是你的野男人把我弄进屋的!"我老婆答：“哪有男人?是我把你拖进来的。”我气疯了：“你撒谎!我明明看见!"我老婆答：“什么明明看见?你一个酒鬼能看见啥?"
我挥起拳头：“看见风流鬼!你骨瘦如材，岂能弄得动我这大块头?"我老婆答：“早知如此，我就不管你。”我的拳头挥到她身上：“这是我的遗产，分给你这骚婆娘!"这么一来，祸闯大了。

老威：你这种东西，结什么婚。

高马：我早有这种自知之明就好了。年轻时真好色，醉了也能干，后来就淘空了，瞪着眼看，干不了，酒令人阳萎，现在想起来，老婆即使有外遇，也没错。醉鬼有什么自尊?她偏偏同我这种人计较，转身进书房了。我继续狂喝，他妈的，但越喝越感到冷，酒里有股血腥味!酒变红了，整个屋子酒杯一般晃着响。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听见鸡叫又走了两步。我感到奇怪，五年没听见鸡叫啦，饲养场的肉鸡，三个月就肥了，不会叫。会叫的鸡让时光倒流。我推开了书房门，嗅到一股比酒更浓烈的酒精味，我恍惚记起我老婆是外科大夫。又灌了一大口，我明白，就几步之遥，但我永远走不到我老婆那儿去，钢丝床太远了，我进一步，床退一步。我老婆在床头，不，在船头，穿着白大褂，要离去了，她将融入白色，融入一座大医院。我感觉到，血在白床单下面无声地淌。

老威：我听说过，你老婆在大腿上划了一刀，血嘀嗒嘀嗒流了两小时。

高马：嘀嗒嘀嗒，象钟表一样。我醉得太厉害，居然救不了她。结啥婚，作孽呀。她的葬礼弄了三天，人潮水般涌来，亲属、朋友，还有她治好的病人。她是个好医生，以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么多人需要她。我没喝酒时，少不了挨骂。但是我病了心慌、肚子疼得要命。不行，我这辈子交给酒呢。

　　老威：老婆都死了还喝?
高马：老婆不是我喝死的，是自杀的。当然，你说我借酒杀人也可以。唉，这现实太丑恶了。幸好时间不会停滞在某一悲惨时期。我再也不结婚了，孤独吧，麻痹吧，如此而已。

老威：什么“如此而已”?凭《国际歌》，无产者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你凭酒味还不能找到自己的酒友?

高马：还没喝你就说酒话了，我的酒同志都是阶级性或季节性的，哪能天天陪着喝?现在快12点了吧?我们边喝边聊，你看我这肚子，象一口缸，你相不相信，你这种不好这壶的人，我一个屁就把你醉倒了。开个酒厂吧，老威，我给你看大门，做广告，将来呜呼了，请你把我的遗体剁了装缸，埋地窖发酵十年，自然是天下最美的酒。

老威：转眼之间，你三瓶就下肚了?

高马：我一般要喝五瓶，才会撒第一泡尿，你摸我这肚子，很实在，里面象绷着弹簧，现在我有点醉意，等出了尿，我反而不醉，越喝越不醉。

老威：我可是越喝越难受，幸好不是白酒，要不早吐了。

高马：喝酒有两关，第一是肠胃，第二是心理，这是相互作用的。本身酒量好，就占了先天优势，如果人逢喜事，哈哈笑几回，酒量还会上涨许多。你喝了两瓶半就想吐?这可太不够意思了。一定是见了我心情压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老威：我几乎不喝酒，我们好几年不见面，所以“舍命陪君子”嘛。

高马：我不是君子，我是高阳酒徒。

老威：怎么又扯上西汉的郦食其了?我又没让你做刘邦的食客。

高马：跟你这种现实主义者，耍不出理想主义的酒疯，饮酒要互相凑趣才够劲，你一杯，我一杯，猜拳行令说醒酒笑话。汉高祖刘邦是个酒徒，所以才会让郦食其在门外走来走去地骂街，没砍他的脑袋，反而奉为上宾，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多了。老威你呀，这几年尽学些没用的东西，“人文精神”啦，“反殖民化”啦，“本土”啦，“中年”啦。跟酒没多大关系，中国历史是被酒泡出来的，因此也跟历史没多大关系，既然跟历史没关系，跟现实就更没关系啦，因为从我们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远一点，近一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天上的大醉鬼说了算。我们是他老人家的亡国奴。

老威：那什么跟现实有关系呢?

高马：酒。

老威：不行，那是你的生存方式，放到我这儿就不灵了。实话说，89年我在海南岛，醉了一次，人事不醒地横在大街，连大货车在我面前急刹也不知道。差点就血溅海口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行人见着这堆死肉，纷纷掩鼻饶行。从这以后，我发誓再不沾酒了。

高马：你当时灌了多少?

老威：就七、八两白酒吧。

高马：这么点就成死肉了?一定有事，你这人不会凭白无故灌这么多。

老威：我姐姐刚遭车祸去世不久，我就下海南，岛上人很多很乱，找不到工作，我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那时，岛上挤满外乡人，都莫名地兴奋、狂躁。

　　高马：我猜中了吧?一般中国人都这样，遇高兴的事喝，遇不高兴的事更要喝。好象酒不是致幻饮料；而是一种发泄对象，象男人对女人，需要时就想起来，射了就完事。自己把自己当畜牲。你别打插，我胡乱说呢。女人与酒谁更可爱?我说，都可爱。你要懂得爱，爱酒或女人更胜于自己。当然，女人不这么看，她们恨酒，与酒较劲，争夺男人，她们认为男人呕吐、胡闹，死猪一样睡在垃圾里不好看，女人重视外表，酒鬼很丢面子。丢了面子可以再捡回来嘛，她们不这样看，因此她们看不透酒鬼温柔的内心，一团烂泥，还要让他说“我爱你”么?
你们四川的老杨，评论家，知道吧，他也贪杯。并且越喝话越多，他想离婚，想了20多年，女儿都20多岁了，但就是离不了。离不了贪杯也是一种活法，精神就升华了嘛。升华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就成柏拉图。柏拉图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阳萎者。刀不磨要生锈，老杨肯定出问题啦，他的日常生活是，一苦闷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骂累了就睡觉，其它时间才是读《圣经》和写充满尊严的道德文章。他的酒龄与我差不多，区别只是酒使他发泄，发泄了灵魂上的有毒物质，身体才会健康、有活力。自杀丧命的女诗人普拉斯说：“我吞吃男人像吞吃空气。”那对于老杨，吞吃酒精象吞吃女人，每一口都咬牙切齿。我没有这么多不平衡，至始至终，喝酒就是喝酒，这样，人也纯粹得同高梁酒一样透明。这么透明的柔情的液体竟会放翻一个个彪形大汉，使之露出爬虫本色，这不是老子《道德经》的含意么?

老威：《道德经》里赞美婴儿，将其同水的特性相提并论，这只是一种自然属性而已，婴儿没有母亲不行，母亲就代表一种社会属性。

　　高马：你说错了，母爱也是一种自然属性，婴儿哇哇大哭，母亲把乳房塞给他。婴儿能够吸引所有人去爱，因为任何监护他的人，都有权为他的将来设计蓝图。我一旦醉了，也同婴儿一样，任何比我清醒人，都有权把我抬走，以免阻塞交通。不过，我比婴儿气力大，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管不住自己的行为。有一回在酒吧，喝到半夜，我付给三陪小姐五百元，准备回家，可那小姐看我摇摇晃晃两眼发直，硬说我只付了三百元，气得我劈头就是一巴掌，她才不吭声了。骗得了谁。还有一回，我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遇上一个小馆子，就坐进去，嚷着要继续喝，把所有的女顾客全吓逃了。服务员也躲着不敢出来上菜。老板只好亲自出马，劝我穿裤子，我摸了摸身上，真光着。就叫他爸爸。老板说：“疯子，我一不报警，二不打人，因为我是你的街坊王老三。我下岗快两年了，好不容易攒钱开了个饭馆，今天才开张。
既然你这么照顾我，我也不做生意了，就陪你一醉方休好不好?"我回答好，我付酒钱。谁知没喝到两盅，我爸拎着裤子撵进来，老人家70多岁，气得浑身哆嗦，我只好乖乖地穿上裤子，我爸还揪我的耳朵，嘿，40多岁了，还被揪耳朵，太过瘾了。

（续）
老威：你没觉得丢人?

高马：你太看重社会形象了，又不是政治家。“醉了一次就不再喝了”--这语气挺象个大人物。时代不同了，风气变了，每个人都在强调独立性，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以我为中心，所谓多元化社会也不是独生子女的社会。按照现在流行的行话，每个人都应该寻求适合自己的定位，即社会角色。我的定位是酒鬼。

老威：你是报纸编辑。还是翻译家。

高马：这些都是一个酒鬼的保障。自由的保障，随便脱裤子，回到童年的保障。我的先天酒量是爸爸培养的，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我放在膝盖上，自己喝一口，再用筷子头蘸一点让我沾，这样，我逐渐成为与众不同的孩子。

老威：你这样“与众不同”，还能在报社呆下去吗?

高马：现在又不是毛泽东时代，一看家庭出身，二看政治表现。我的业务能力过得去，没有因醉误事。另外，我从不在金钱上与人计较，什么工资、奖金、提成、稿费，任何人都可以比我拿得多，我这个优点比所有优点都强。还有，单位领导请客，有我护驾，免受多少罪。实话告诉你，我人缘好着呢，光屁股在街上跑也成了善意的玩笑。我唯一碰不得的伤疤就是婚姻--酒与女人真的势同水火。我夹在中间，充当调解人。现在，我偶尔也打打野食，但家伙不行了，酒一过量，就有点挺而不坚。

老威：你号称喝遍天下无敌手，你最喜欢的酒是什么牌子?

高马：对于酒鬼，什么酒都能喝，一般过得去就行了，很少在意牌子。家里有常年泡的老酒，好几坛，活蛇、猪板油、拐枣都能泡酒。名酒如五粮液、茅台、竹叶青、汾酒、泸州老窖当然滋润，但价钱昂贵，一年品不了几次。其实这些酒，包括一些几百元一瓶的洋酒，适合酒仙、酒圣一类的人物在场面上喝，我是酒鬼，有喝的就满意。如果你一定要我选酒牌子，就好比让嫖客选妓女，让家庭妇女逛超市，琳琅满目。不过，自然发酵的酒感觉总要醇些，而勾兑的酒要来得猛些。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感觉都这样。几年前，四川一帮下海经商的诗人闹着要造一条载满酒的轮船，从重庆沿江直下，直抵出海口。他们取名叫“梦之船”，并选浪漫老诗人孙静轩做船长。孙静轩同四川各大酒厂关系特别好，据说他能拉到钱，赞助长达一个月的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当然在酒足饭饱之余，上了“梦之船”的众酒仙还要重评中国十大名酒，发动新一轮的广告攻势，把老字号的十大名酒给打下去。

老威：这种文人阴谋永远得不了逞。

高马：“梦之船”就是做梦而已，不过这是最对我胃口的梦。

老威：顺便问一句，你喝酒还吃饭么?

　　高马：我早忘记米的形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