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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戲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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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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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4 02:48: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盛行已久的浪漫主義顯然已有衰落的跡象。當時歐洲適值後拿破崙時期,歐洲各國不僅爭相恢復舊制,其壓迫百姓的程度尤甚於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似乎都已蕩然無存。面對如此狀況,浪漫主義都所執迷的理想,便顯得不切實際了,於是觀察、預測,以及安定社會,便成為新的目標。

這種思潮的新方向,泰半源於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實證主義主張智識終極是改善人類的素質,他認為,社會學的目的是了解並控制人類的行為,而科學則應當對社會學作出貢獻。而達爾文(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物種源起」在1859年發表之後,更成為實證主義的一個很好的註腳。達爾文指出,遺傳和環境是生存的決定因素,它亦解釋了所有性格上的特點及行為,因此,達爾文的理論根本上動搖了傳統中對上帝的信念,亦同時大大降低了人類在物種界的地位。這樣一個觀念上大轉變,促使了藝術界提出了寫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

寫實主義劇場的發展

寫實主義認為,藝術必須誠實地描述現實世界,只關心當代人的行為,而藝術的表現手法亦須像科學家般客觀。而寫實主義的劇作家也自然著重當代生活的細節,避免涉及歷史性題材,以及經過理想化的動機和行為。他們相信,真理是道德的最高形式,而戲劇忠實地描述人生,因此也就是道德的,如果觀眾不喜歡舞台上所展現的當代生活,就代表了當代人對現狀不滿了。

而佳構劇(well-made play)亦在寫實主義盛行時達到高峰。尤金‧史克萊普(Eugene Scribe, 1791-1861)乃發展佳構劇的劇作家中最負盛名的,新一派的寫實主義劇作家大都採用其所常用的戲劇架構。佳構劇的基本特徵是:故事情節會經過小心經營,戲劇事件都會被準確安排,劇情計算精準,持續而漸增的懸宕感,而結局亦必是可信而合邏輯的。但早期的寫實主義戲劇一般在題材和人物塑造上無甚力量,一直到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及奧傑爾(Emile Augire 1820-1889)的出現,才將注意力轉向社會問題,而以此為題材。

小仲馬最為人所熟悉自然是《茶花女》(La traviata),1847年出版小說,而在1849年又經他改編為劇本。但小仲馬本人不久就對類似《茶花女》的傳奇化題材感到不滿,開始尋求較寫實的手法來處理題材。1855年小仲馬寫了《半社會》(The Demi-Monde),此後他所寫的都是有關當代的社會問題,例如離婚,私生子等,他企圖建立「社會功用劇場」(theatre of social utility),不過這些劇本說教味重,時代性都過於強烈,成為了後世所謂的「主題劇」(thesis plays)。奧傑爾的劇本多以當代法國的政治社會狀況為題材,不過他的劇本比小仲馬的較少說教意味。影響所及,也就產生了一種新劇風。

當然寫實主義戲劇臻於極盛,自然要數易卜生了。詳文另見易卜生。

英國及俄國的寫實主義戲劇

在英國,當時的戲劇界亦深受寫實主義影響。劇作家如品耐羅(Arthur Wing Pinero, 1855-1934)、瓊斯(Henry Arthur Jones, 1851-1929)、高華西(John Galsworthy 1867-1933)、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等,或多或少顥示了這個新潮流的影響。他們的著名作品包括:品耐羅的《第二任譚克瑞太太》(The Second Mrs. Tanqueray, 1893)、瓊斯的《聖徒與罪人》(Saints and Sinners, 1884)、《麥可及墮落的天使》(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1896)、《但恩太太的辯白》(Mrs. Dane's Defense, 1900)、高華西的《鬥爭》(Strife, 1909)、《公義》(Justice, 1910)、《忠心》(Loyalities, 1922)、蕭伯納的《人和超人》(Man and Superman)、《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聖女貞德》(Saint Joan)、《倫敦的音樂》(Music In London, 1890-1894)、《素描與回顧》(Pen Portraits and Reviews)等。

俄國亦是寫實主義戲劇發展的重要基地。十九世紀末期,俄國劇場起了重大變化,戲劇界一般希望要還給劇場應有的尊重,他們要令劇場成為改革社會的工具,利用劇場探索宇宙神秘一面,透過劇場達到人與人之間的融和,亦希望利用戲劇發展視野。在當時俄國戲劇界中,契訶夫對後世的影和易卜生可謂旗鼓相當,不過契訶夫的戲劇則受益於俄國本土作家果戈里(Nikolay Vasilievich Gogol, 1809-1852)、奧斯卓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 1823-1886)、及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等。

在《督察長》(The Inspector, 1836)一劇中,果戈里以荒謬的鬧劇形式,對小鎮官員大加諷刺,因而開始了俄國的寫實主義運動。奧斯卓夫斯基是第一位專注於劇作的俄國作家,他的48個劇本大都取材自商人階級及下層貴族的社會,他摹擬了日常生活的言語和儀態,創造出極度的真實感,像《雷雨》(The Thunderstorm)、《森林》(The Forest)等。屠格涅夫的劇本只有《鄉居一月》(A Month in the Country, 1852)知名於世,屠格涅夫以悲憫的眼光,專注於各個人物的內在動機,產生了外馳而內張戲劇張力。

詳文另見契訶夫。

自然主義

自然主義(Naturalism)與寫實主義關係密切,兩者都要求真實地描繪人生,然而自然主義者堅持藝術必須採用科學的方法,也必須證明所有的行為都取決於遺傳和環境。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是自然主義的喉舌。他稱,藝術要長存就必須在題材和方法上力求科學,他認為,題材有兩種,取材自科學證據的,以及對現實生活事件的忠實記錄。第一類的劇作家,先塑造了人物及情境,然後根據遺傳和環境的必然法則,使兩者相互作用。而第二類劇作家,只要從生活中取出一段個人或事件的歷史,忠實地記錄其行為。但劇作家應置身劇外,不能容許本身的成見侵擾劇本,為了避免歪曲事實,故事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就要隨意拾取,必須絕對避免錯綜複雜,以解決這套過程。左拉亦主張,演員「不應該表演,而只應該生活在觀眾的眼前。」不過,自然主義走到極端,往往忽視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不同,而將生活原封不動的搬上舞,只會落得索然無味,因此自然主義在十九世紀末雖曾造成風氣,但並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參考資料

布羅凱特(O. Brockett)著,胡耀恆譯。《世界戲劇藝術欣賞》。台北:志文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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