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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口被视为是一种代际特征，一种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一种天然的地下情结，它被认为是20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然而，维持了10年的中国打口带市场已日益式微，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打口是退出舞台的时候了
本刊记者/李剑敏
一张装潢精美的CD，绝对不是盗版而是正版，却被利器在边缘斩出一道长方形槽口，这口子可能影响你听一首曲子，也可能两首，但大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下来——这就是数年前红火一时的“打口”带(Saw-Gash)。
打口盛世
如今，在网络和盗版的冲击下，中国打口带市场正在急剧萎缩。几年前的红火、淘碟时的快感已不复存在。
虽然现在是“面朝‘后’海，春暖花开”，虽然早已离开了这一行当，但北京“后海”酒吧的老板张大力仍然对1995、1996年的那段日子记忆犹新——那是他们卖打口带的日子。
当年，张大力和其他打口小贩一起，几乎每天都要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图)的马路边上晃悠，身上背一两个大包，包里全是打口磁带和CD，向偶然经过的路人或闻讯而来的乐迷兜售。
当然，他们要眼尖脚快，时刻提防工商、城管人员的到来。否则一旦落网，不仅身上的家当要被没收，还要被罚款。那场面，就像电影《卡拉是条狗》刚开始，派出所围捕没有合法身份的狗一样。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除了北京的中图、五道口，广州的天河、武汉的双龙也是比较大的打口据点。当年卖打口的，后来很多成为了摇滚乐手、唱片公司经理、制作人或乐评人。
被称为是“广州打口之父”的邱大立，就是从卖打口逐步走上了乐评人的道路。邱大立自谓打口是他的“再生父母”，从1996年至今，他的写作史基本上就是他的打口聆听史。
1993年，邱大立第一次在安徽芜湖的老家买到了打口磁带。当时感觉非常兴奋，用后来一位乐手的话说：“拿着磁带不停地闻啊，那可是美国的味道！”
从邱大立的口中，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奇妙的打口故事。一天，一位小青年到他店里，一开口就问他有没有“哥特”(摇滚乐类型之一)的东西。邱大立问：“什么是哥特，你知道吗？”小青年摇摇头说不知道。邱大立说：“没有。有‘姐’特的，你要吗？”
还有一位朋友给邱大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原新疆乐队“石头，剪刀，布”的主唱。1999年4月，他离开北京，和邱大立一起在广州卖打口。一次，他去广州华南建筑学院，一个大学生说去他宿舍吧，他想多挑点。没想到那人把他带到了校联防处——最后，瘦小灵活的他翻墙而出，胜利逃脱了全校规模的对他的围捕。
尽管头上高悬着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中国的打口市场还是很快地蓬勃发展起来。早在1992、1993年，也就是北京打口市场兴起的时候，已有大批人先于张大力加入了这一劳动大军的行列。
同样是在中图门口，他们中有很多人日后成为了北京摇滚的生力军，像“地下婴儿”的高氏兄弟、“超级市场”的主唱羽伞、“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肖玮、新蜂公司的老板付冲……付冲的公司第一次出版专辑时，他在封套内特别写下了“感谢93至95年中图门口的哥们儿”。
可以这么说，崔健、唐朝之后的北京新一代摇滚乐手，没有不听打口带的。
10年来，打口带不仅在听力上大大拓宽了中国城市青年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由于打口带不是经由中国正规的音像制成品进口程序进入的，因而避开了政府部门的审查，让年轻人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玩意儿。
所谓打口一代
张大力一直认为，打口进入中国，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殖民”或“经济侵略”。否则哪有这等好事，在美国卖十几美元一张的正版CD，却非要以废弃塑料的名义卖到中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不是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早就预言，要用唱片打倒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领导人吗？可见音乐的力量不容小视。
即使这一目的不能得逞，那么经济上也对国外唱片公司有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中国铺设发行渠道，却能不费工夫培养起一批倾向于他们文化审美趣味的听众，为将来全面占领中国市场做准备。
1997年，摇滚乐评人颜峻与人编写了一本叫《北京新声》的实验出版物，题献给“打口的一代”。
《北京新声》用它的“打口”特征，捕捉了当时北京最前沿的身影，收藏了一代人成长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麦田守望者、新裤子、花儿、超级市场、清醒、鲍家街43号、子曰、地下婴儿、秋天的虫子和张浅潜。
在颜峻那里，打口被视为是一种代际特征，一种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一种天然的地下情结。
颜峻认为，打口对谁都有利，它促进了中国音乐的进步，为国外唱片公司培养了市场，形成了特有的通过地下渠道获取音乐资讯的打口文化。打口是20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但在另一乐评人、星空传媒的高级经理郝舫看来，关于“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的种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辞。郝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分众化的社会中，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很小，就在一个圈子里。打口也是如此，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正常消费行为。
郝舫自己收藏了三四千张的打口带，这些东西他视如至宝，但在他老婆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郝舫不否认打口对中国大陆音乐文化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受港台的影响最大，像邓丽君什么的。打口带进入后，中国人的耳朵一下子打开了，仿佛整个世界一下子呈现在了眼前。听打口带长大的人玩出来的音乐，就是跟崔健的不一样。而且由于直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也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如果这些人以后不承认打口带的养育之恩，那他就是在背叛、撒谎。
而崔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承：“我听的东西没有那帮年轻人多。”据说，崔健当年为了听到“性手枪”乐队的带子，曾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跑。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东西他只能托国外的朋友带进来，其数量当然可想而知。
考察打口带的影响，只能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音乐传播方式。
与打口“残缺”的物理特点一样，这种传播方式有其局限性，由于资讯的短缺、打口带自身的种类限制，中国乐迷接触的西方音乐世界始终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畸形的，同时也导致了抄袭和模仿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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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3 05:5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