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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停刊了。据说“21世纪集团”撤资，不再维持一个没有前景的杂志。国内有人要采访我，想谈谈“人文杂志的危机”。我是《书城》的老撰稿人，对该杂志一直有些看法，私下和编辑也交流过。如今杂志已经不存在，不妨将想法讲出来，供以后再办人文杂志的人参考。
《书城》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编辑部错把“文人”当“人文”。《书城》刻意模仿《纽约人》，从装桢、版式，到专栏、漫画，几乎是克隆，我还一度担心《纽约人》会起诉《书城》侵犯知识产权呢。按经营者的想法，《纽约人》扎根纽约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败，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一个有力的声音。这样的阵地，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类似的阵地，这个杂志就会发展出稳定的读者群，成为知识沙龙里不可缺少的读物。
这个概念本身就成了《书城》的一个陷阱。《纽约人》是纽约知识分子的杂志吗？
我对这个问题不好多嘴，仅引用Irving Howe的一段话。此公1954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这个顺从的时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的文章，抨击美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商业化的诱惑，出卖自己的超然、独立的立场，丧失了创造力。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作家通常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给《纽约人》或者更坏、坏得多的杂志写稿。”他的看法对错先不说，从这些话本身可以看出，《纽约人》被视为知识分子出卖自己的地方，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杂志。
再细读《纽约人》就明白，这个杂志虽然有些文人的风雅之作，但一直追踪政治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并不那么知识分子气。比如，揭露伊拉克战争的“虐俘门”，《纽约人》便一直打头阵，自己的调查记者发表了一系列黑幕文字。杂志就靠这类东西红。我还记得该杂志刊载了一个中国下岗女工的故事，完全是小民百姓的格调，朴素动人。
《纽约人》之所以在国人眼里有些知识分子气，一大原因就在于人家服务于“有教养的公民”，而不是“文人”。这两个概念非常不同。《书城》大概从来也没有搞清楚。“有教养的公民”可以是大学教授，也可以是公司职员，他们需要接受充分的信息，履行公民的责任，但不必是“文人”。打开《书城》一看就知道，其服务对象是“文人”，即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书城》没有自己的调查记者，没有深入社会的基层，只是几个编辑坐在那里，找些气味相投、“有层次”的人来写稿，有时不免风花雪月。特别是一些名校名人的文字，于老百姓无关痛痒，但大家还是在那里兴致盎然。久而久之，就脱离了社会。
“人文”不是“文人”。“人文”涉及小民百姓的生活，而不是一些知识特权阶层的小趣味。比如最近在《南方周末》读到关于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的报导，对“自杀村”的追踪。这类题目，你不能想象在《书城》里出现。如此人命关天的事情不是“人文”，一个名教授和另一个名教授谈了几位大家不太知道的作家，反而成了“人文”了。
《书城》如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很可能走红。现在就不行。为什么呢？这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知识圈子对文化的垄断逐渐丧失，商业化媒体迅速崛起，社会关心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是书斋里的小趣味。你说这是世俗化？我倒觉得是在“人文”化。我担心的是我们可怜的文人也许会错过这个人文的社会潮流。
《书城》走了。但其他的《书城》也许还在。不久前看到一期很前卫的杂志，一流装祯，把美国的杂志都比得无地自容。但是翻开一看，竟是几大媒体的主编谈自家经历，层次似乎很高，很有“文人”气。可是读者也许会问：“难得你们没有可谈的，只能谈自己吗？”那几个名牌主编，虽然想扮酷，最终还是言之无物。我后来干脆对该刊的编辑讲：你们这个杂志，象个改头换面的《新闻战线》——80年代媒体内部的“政治学习”读物。
《书城》的失败，应该促使文人们好好想想：一个人文的社会，凭什么还需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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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 19:18:22